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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20世纪后期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旁绕的理论范畴。
不管理论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怎样的争议，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
为我们提供一种异质性、多元化的批判视角。
正如阿格妮丝·赫勒所言：“后现代既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也不是一个特征清晰的文化或政治思潮……后现代性可以被理解为广阔的现代性时空内的私人—公众时空……因为后现代性的基础恰恰包括把世界看做异质空间和时间的多元性这一观点。
后现代性因此只能在这一多元性内定义自身，与这些异质的他者相对照。”
[41]在这种充满私人化和他者视角的文化背景下，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站在解构权威和宏大叙事的基本立场上对后现代的政治状况展开了分析。
1.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批判
虽然，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福柯本人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理论研究隶属于哪一种流派，但是不可否认，他从文化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压迫机制的解读和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调是高度契合的。
抛弃了对“宏大叙事”
的关注，通过对话语、军队、监狱、精神病院等微观领域中的现代权力的谱系学分析与批判，福柯大量的著述都致力于建构一种微观政治理论，代表作包括《疯癫与文明》、《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等。
概括地说，福柯微观政治理论的内涵是从“话语—权力—享乐”
三个维度展开的。
首先，福柯采用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展示了权力通过话语和知识得以建构的方式。
应该说，考古学和谱系学构成了福柯微观政治批判的基本研究方法，也为他的研究奠定了批判现代性一元、单一模式的文化基调。
福柯颠覆了传统历史学强调连续性、同质性和规律性的研究方式，转而强调偶然性、断裂性和差异性原则。
在他看来，这种研究不仅应该应用到史学研究之中，同样也应该使用到对人们陈述事件的话语的分析之中。
通过强调话语实践之间的异质性以及话语出场的准时性、此刻性，福柯主张放弃对话语起源的分析，质疑话语的无限连续性。
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福柯实质上希望对话语的建构和形成规则进行深入的分析，这种研究是“为了指出它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且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作验证”
[42]。
这实际上就是对话语的规律性以及各种陈述单位所屈从的条件的分析。
福柯的考古学研究致力于对话语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力量的分析，是对话语的权力属性的研究。
不仅如此，在考古学的基础上，福柯运用谱系学的研究对知识和话语权力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批判。
“谱系学，准确地说是反科学……是指知识的造反。
造反不是反对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而是首先反对集中权力的作用，这个集中权力与在类似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组织起来的科学话语的制度和功能紧密联系……谱系学引导的斗争就是为了反对属于被认为是科学的话语自身的权力。”
[43]
其次，福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依靠隐秘的惩罚和规训权力建构的统治机制进行了批判。
在福柯看来，如果说，封建专制体制对社会和人的统治是通过暴力和惩罚来实现的，那么现代的所谓民主社会的管理则是通过规范和训诫达到的。
福柯指出，在现代社会，变得宽松的、隐藏在普遍社会功能之下的惩罚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
“我将试着基于某种有关肉体的权力技术学来研究惩罚方式的变化，从中解读出权力关系和对象关系的一部共同历史。
这样，通过把刑罚的宽松当做一种权力技术来分析，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人类、灵魂、正常或不正常的人是如何逐渐复制出作为刑罚干预对象的犯罪，一种特殊的征服方式是如何能够造就出一种作为具有某种‘科学’地位的话语的认识对象的人。”
[44]不仅如此，福柯认为，权力通过不间断的强制，零碎的、“微分”
化的控制各种机制、组织和力量来共同完成对人的征服和驯化。
这种新的规训权力是依靠资本积累和技术手段而实现的，它让现代人变得驯服因而更加没有自由，完全暴露在全景敞视的监视下，沦为被观察和控制的对象。
这种依靠医院、学校、工厂、监狱等微观领域实施的新型的规训权力恰恰体现了国家强制性职能的深化与泛化。
最后，福柯批判了享乐与性话语中所包含的多样权力。
福柯对身体和性话语的研究并不在于批判文明对性的抑压。
相反，通过质疑这一命题，福柯试图对与性主题相关的话语进行一种微观权力批判，发现各种享乐主义和性话语与权力的效力发生了怎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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