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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大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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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一种肯定的意识形态概念转化的演变过程中，或许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马克思身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没接触过《德意志意识形态》。
别忘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即“费尔巴哈章”
（这是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就意识形态概念而言）首次在俄国出版的时间是1924年，在德国出版的时间是1926年。
[1]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以及（更重要的是）列宁、葛兰西和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的卢卡奇，都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最有力支持否定性意识形态概念的文本。
即便《德意志意识形态》也会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丛生的文本，但人们却很少怀疑它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任何其他文献都没有像《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系统地、单独地来充分论述意识形态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26年前这一文本的缺席，对于其间所发生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意义重大。
这一缺席的后果因为如下事实而加重，这就是马恩去世后最初十年间，历史唯物主义被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系统化和法典化了。
这一代人的阐释得以确定并被尊崇为正统。
而这一切还是在他们没有看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初形成的关键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发生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提供最清晰、最概括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地方，因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后来的著述中经过复述、再述才完成了的工作。
但这并不妨碍《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概念上的重要作用，因为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文献像《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来就意识形态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或拓展性的论述了，至少在马克思那里是这样的。
鉴于此，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赖以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文本是极其有限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缺席的情况下，可供分析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两部著述就只能是马克思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这两个文本是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引述最多的文献，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语境中。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两个文本包含着很大的模糊性，也没有在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和意识形态现象之间作出恰当区分。
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缺席，这两个文本就确认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论。
这样的论断又继而暗含着对一种肯定性的意识形态观的支持。
于是，逐渐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内涵开始出现。
这一过程一开始并非出于有意，无论是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还是梅林或考茨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在这一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没有整个地放弃一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观。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他们的著述中能发现新的意识形态概念观都在或明或暗地逐渐增加。
这并不是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遵循的是同一条理论路径。
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继续的是恩格斯的战斗，即反对实证的和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并力图揭示上层建筑作为不可还原的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所应有的功效；而考茨基和梅林则更倾向于强调经济结构对于意识的直接决定作用。
如果拉布里奥拉和梅林更倾向于使用一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话，那么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则在他们的论述中显得更加立场模糊，这就为肯定性意识形态概念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因此，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新转向既未必单独与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关，也未必单独与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关，而是在它们二者中同时发生的。
在1893年的《论历史唯物主义》[2]中，梅林力图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来自于保罗·巴特（PaulBarth）等人的批评——在批评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主义。
但梅林却没有在反批评中诉诸对决定性问题的更加辩证的理解，而是试图展示经济因素是如何为观念、宗教等奠基的。
这一小册子提到了恩格斯的那封著名的通信，在那里恩格斯强调了“意识形态领域”
的重要性以及其对经济的反作用。
无论如何，梅林依然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来使用“意识形态”
或“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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