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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终意义上的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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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层建筑想象似乎面对的是一个有限的选择。
由于“固定”
了社会各层面，它就只能要么提出对各个层面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多元论的理解（这会导致功能主义）；要么就是主张一种机械因果论，即认为某一层面是原因，其他层面则是结果（这会导致还原论）。
然而，马克思主义传统已拒绝了这一过于狭隘的选择，致力于找到一个既保留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模式又能避免走向上述两个极端的解决方案。
这一努力可追溯到马克思本人那里。
有人反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的论断，认为这可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而不适用于封建主义或古典古代社会（在后者这里，天主教占据至高位置），针对上述反对意见，马克思回应说：“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
，并进一步指出，“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
[1]。
这一回应的意义并不十分明确，但似乎是要说基础的决定性可与上层建筑中的某一层面相兼容，而且的确也是后者的原因，因为后者会在特定社会形态中发挥空前的重要作用。
换言之，经济的决定作用将不仅是压制上层建筑的效应，也是其效应成为社会实践的最重要的方面的条件。
结构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巴里巴尔和普兰查斯还在这段话中找到了区分某一社会形式的“决定层面”
和“控制层面”
的合法性依据，似乎这样就可以避免还原论和多元互动主义的极端了。
这一区分认为，尽管经济总是最后的决定性因素。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总是控制性因素。
经济有可能会决定其他具有控制性力量的社会层面（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
层面）。
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才既具有决定性又具有控制性。
[2]
泰克西（JacquesTexier）反对这一区分，并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并不仅仅是最后的决定因素，也必然是控制因素。
在泰克西看来，结构主义者误解了马克思上述那段话的含义：“对马克思来说，封建主义的经济条件解释了为什么天主教在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了主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方面’控制了社会总体中的其他所有的方面。”
[3]
上述阐释都过于依赖马克思的那段话，但要知道，那不过是《资本论》中的一个简短而缺乏详细内容的注脚。
在“决定”
和“控制”
之间所作的区分并没有如结构主义所想象的那样给我们带来澄清和概括。
泰克西的阐释（也即他认为天主教在封建社会的主要作用指的是在思想上层建筑领域的控制，并不是在整个社会总体中的控制作用）也没有找到有力的文本依据。
此外，这一阐释也不能运用于古代社会的“政治”
。
因此，泰克西所提供的就是一个孤立的、复杂的和分散的解释，一个更缺乏合理性的解释。
实际上，泰克西指出了在古代社会的“政治”
与“经济”
之间是无法进行恰当区分的，因为“古代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占有形式，一种财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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