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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决定性、阶级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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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指出，“决定”
超出了纯粹设限（由客观条件所设）的范围，而主要关注的是物质生活的实践生产，这同时也是知识生产的资源。
正是经由且在实践之中，（分化为阶级的）人们生产出社会现实和力图表达这种现实的意识形式。
有必要了解的是，这些意识形式并非仅是对某种业已存在的社会现实的再表达，而是力图对这一现实进行生产。
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拥有一种不可还原的实体性，这使得他们可以在（起初生产他们的）具体社会现实解体后依然存续。
所以，从社会意识形式曾是在社会现实生产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这一意义上来说，社会意识形式就是被决定的。
马克思认识到，这是他的决定概念中最难的部分，因此在与古希腊艺术相关的论题中对此予以表述：“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
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1]。
可惜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就此展开详细论述，为数不多的几处论述出现在与人类历史的儿童期所固有的迷人性的相关讨论中，且显然不够充分。
正如考斯科（Kosik）所指出的，问题变得更具有一般性，也更加关注于思想和艺术的谱系与有效性之区分上。
[2]在另外一个不同的文本中，当讨论拉维斯通对李嘉图的批判以及（更一般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时，马克思似乎承认了这一区分。
拉维斯通的观点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奢侈品、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文学和艺术的生产，已作为与工人阶级利益相左的力量而出现，这导致了非工人的休闲生活方式，并因此形成了一个与工人无关的所谓平等主义的社会。
马克思对诸如此类的论调作了如下批判：
在这方面他们虽然是从相反的一极出发也具有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局限性，即把这一发展的对立形式和这一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
一些人为了这种对立的成果而希望这种对立永世长存。
另一些人则为了摆脱对立而决心牺牲在这种对立形式范围内产生的成果。
[3]
这一陈述似乎意识到：无论艺术或理论著作的谱系有多矛盾，也无论其阶级出身，它们作为发展过程的必然成果，其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
为取消矛盾而全然否认它们的功效，实属一种狭隘思维。
这与马克思在1846年所作的一个预测是一致的，那时，他写道：“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
[4]诸如社会发展或文明的成果及人们“已经获得的东西”
等术语的使用，显示出马克思坚信思想和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是超越产生它们的特定社会、阶级和时代的。
这就意味着理论和艺术作品的特征是无法只通过调查其社会出身而得以完全发掘的。
也意味着社会意识形式不能被归结为社会背景，或作为社会现实本身的一部分，而是和其他物质生产实践一样具有持久性。
由此视之，“思想的社会决定性”
之有效性并非完全外在于思想自身，也无法仅仅在思想被组织起来的社会状况中找到它们的全部真谛。
但它也不是完全内在于意识自身的，也就是说，思想本身也并非天生就是一种独立于其他社会现实之外的自主现实。
正如考斯科所揭示的，艺术品当然是其时代的见证和记录，并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
[5]但这还不够：它本身还是该社会状况的组成部分，并致力于该社会状况的生产过程。
当然不能因此把它归结为该状况本身，因为它也完全可能成为新的社会现实的组成要素，即可以被链接到一个新的语境，成为新社会现实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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