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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世纪西方哲学的危机及其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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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来说，19世纪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时代。
在这一世纪中，出现了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也出现了西方哲学家进行的由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
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都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在这种意义上19世纪可以说是哲学兴旺的世纪。
然而19世纪欧洲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自然科学的新发现都使曾经辉煌一时的西方近代哲学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和深刻的危机。
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以西方近代哲学的这种困境和危机为重要背景。
没有这种背景，二者都不可能在这个时期发生。
从这种意义上说19世纪又是西方哲学发展处于危机的世纪。
事实上19世纪西方哲学的兴旺与危机是相对应而存在的。
只有深刻地理解西方近代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的意义，才能深刻地理解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划时代意义。
在上两节中，我们分别考察了19世纪西方的社会历史和自然科学发展中发生的重大变更以及这些变更怎样使西方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
本节将结合这两方面的变更，从理性主义等西方近代哲学发展本身的基本倾向及其内在矛盾来进一步说明它们怎样陷入种种片面性，并由此而从繁荣和进步转向陷入困境和危机，使自己濒于终结，必然为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取代。
1.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及其双重影响
关于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倾向，从不同视角出发可以有不同回答，但在不同意义上肯定理性的权威可以说是当时所有先进思想家（包括不少唯心主义者）的共同倾向。
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的早期，哲学家们大都以不同的方式超越信仰和启示的界限，把人作为主体本身所具有的理性认知（包括感觉经验和反省思维）能力当作处理与其对象（包括物质和心灵世界）以至全部现实生活的出发点，把制定为此服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哲学的核心。
通过对人所固有的、理性的强调，他们使哲学由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由各种盲从和迷信转向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
因而他们所倡导的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同时既是一种强调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人文精神，又是一种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相适应的科学精神。
西方哲学史上的这一时代因此被公认为理性的时代。
由于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是这一时代哲学的主要内容，因而从中世纪信仰主义到近代理性主义的转向被称为认识论的转向。
这一转向与西方各国由封建的自然经济制度转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由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转向具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是一致的。
它不仅对西方哲学本身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是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近代西方社会各个方面获得新的发展的必要前提。
没有这种转向，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地位就不能得到确认，以肯定这样的主体的地位为前提的市场经济体系就不可能充分发展起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等体制就无法建立；没有这种转向，就不可能有对自然界的深入具体的探索和近代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没有这种转向，西方各国的现代化运动就不可能顺利实现。
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使它推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认识论的转向，使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当然是它的积极影响。
但是，由于理性本身的复杂性和相对性，如果将其狭隘化和绝对化，就必然导致种种片面性。
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的特点正是把理性狭隘化和绝对化，它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使西方近代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
这又是它的消极影响了。
理性（reason）一词在西方哲学中有着不同含义。
广义的理性泛指人的自然本性或者说区别于动物的普遍的人性，包含了人的感觉、思维、情感、意志等多种形态的心理意识活动。
狭义的理性仅指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活动，而把感觉、情感和意志等排除在外。
不少近代哲学家用理性来泛指包括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在内的人的全部认识活动。
例如，在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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