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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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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以前的18世纪曾是法国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对现实生活的强调和对理性的倡导造就了当时法国哲学的辉煌。
这种辉煌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以理性为旗号的近代哲学的辉煌。
马克思对18世纪法国哲学曾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了它的唯物主义和启蒙主义在政治和哲学上的革命性和进步性：“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
[1]那些推动18世纪法国革命的政治家，例如，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MaxinmiliiendeRobespierre，1758—1794）等人，大都是18世纪唯物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的拥护者。
他们所发动的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正是通过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来保障人们的自由和平等，排除以封建专制和违背理性为特征的现存社会的各种弊端。
18世纪末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得到了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内的当时法国所谓第三等级的热烈拥护，也受到了主张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其他各国的进步人士的高度赞赏。
他们认为，这一革命不仅使法国社会摆脱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也为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光明和自由的希望，甚至被认为是对自宗教改革以来西方就已孕育着的社会和人的发展的理想的肯定。
托马斯·潘恩等美国启蒙思想家甚至还参与了这一革命。
法国大革命从整体上说，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变更，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一革命并不彻底。
法国大资产阶级背叛了广大第三等级而和封建贵族妥协，激进的雅各宾派在取得政权后随即又被推翻，后来甚至还出现了路易·波拿巴的封建的反革命复辟，以致法国同当时欧洲其他各国一样重新为封建贵族所统治。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从1815年开始，“各国的反革命都掌握了政权。
从伦敦到那不勒斯，从里斯本到圣彼得堡，各国的内阁都由封建贵族统治着”
[2]。
因此，尽管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不会因封建势力反扑和复辟活动而失去其划时代的意义，但这一革命并没有达到它的推动者的直接目标，更没有实现理性派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的社会理想。
“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3]
法国大革命以及作为其思想前导的理性主义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和理性派唯心主义）和启蒙思潮（包括它们所获得的成果和进步以及所暴露出来的种种不足和矛盾）在当时及往后一段时期都成了不同立场的人们加以批判和反思的对象。
这种批判和反思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对法国近代哲学的批判和反思，由此打开了法国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向的序幕。
在对法国大革命及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启蒙理性的批判和反思中，处于左翼的是以圣西门（SaintSimonrideRouvroy，1760—1825）和傅立叶（FourierFran?oisMarieCharles，1772—1837）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从16世纪最早出现以来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早期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大体上是利用资产阶级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原则来论证人人平等的“千年王国”
，把基督教的“上帝之城”
的平等社会移向现实的人间，由人性的生而平等来认证建立消灭阶级差别和阶级特权的理想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性。
在英国，特别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实现、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的19世纪，圣西门和傅立叶等人则把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以及与之相应的资本主义的理性主义原则的欺骗性放到了核心地位，并提出了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的种种方案，甚至还设计了这种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方案。
但是，圣西门等人的社会主义理论尽管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理性原则的批判，实际上却又没有越出这种原则的界限。
他们对无产阶级的苦难抱着无限同情，但没有把无产阶级当作一个代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革命阶级，不懂得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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