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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开放与西方哲学研究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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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的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在经历了约八十年的曲折历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左”
的禁锢的解除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出现了新的生机。
改革开放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许多方面，但首先必须有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开放，而这意味着必须克服它的被扭曲的形态，在更高的基础上恢复它的本来意义。
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这样一种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意义，又体现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的理论；而它的根本之点正是要求打破各种僵化的教条，强调立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
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之所以能引起广泛注意和发生深刻影响，就在于它正好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要求，远远超越了单纯的认识论问题的范围，而涉及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理解为马克思本人所强调的那种意义，而且要使之体现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恢复的，因而一开始就必然带有对以往的研究加以批判和超越的性质。
1978年和1979年先后在芜湖和太原举行的两次全国性大规模西方哲学讨论会（这是前所未有的）都具有这种性质。
芜湖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哲学史方法论。
除了一般地重新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外，大家特别关心的是如何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的方针，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
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对上述斯大林—日丹诺夫定义提出了疑问。
太原会议集中讨论恢复实际上长期被当作禁区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大家都原则上肯定了本学科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批评了对本学科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倾向。
尽管这两次会议还只是对西方哲学研究重新评价的开始，但新的一页毕竟已打开了。
对于我国西方哲学学科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即使是最冷眼的旁观者，恐怕也不会视而不见。
因为从学科研究的整体和各个分支的研究状况、研究机构的设置和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研究成果产生的理论和社会影响等各个方面说，其成绩都是可圈可点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本学科百年的发展史上，这三十年是它最辉煌的时期。
这方面的具体材料信手可拈，这里就略而不论了。
当然，对我国西方哲学研究产生关键性影响的那些问题，例如，本学科研究与现实的政治环境的关系、与作为其指导思想和服务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本学科研究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关系、本学科中近现代哲学的关系，都不是很快就能解决的，需要有一个较长的重新研究和探索的过程，其间必然存在各种疑虑、动摇，甚至失误。
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循序渐进，无法一蹴而就；但又不能踏步不动，而必须因时度势，争取有更快更大的进步。
三十多年来本学科研究的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在编译材料上过去毕竟有较好的基础，这三十多年的工作主要是使研究更为全面系统和深入，进一步重新审视斯大林—日丹诺夫批判模式的是非，力求做到在指导思想上更为正确，能更好地体现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与此不同，西方现代哲学研究过去长期被迫停顿，需要从无到有地加以重建。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主要工作是收集本学科的基本材料，探索建立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科的有无问题大体上已经解决，许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纷纷开始对一些主要流派做深入具体的个案研究，有的研究在深度上不仅已超过前辈学者，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已能与国际接轨。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克服过去那种僵化的批判模式，如何坚持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如何通过这方面的研究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显得越来越迫切了。
然而，尽管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已取得了不少进步，但如何将其本来意义与其被扭曲的形态区分开来，如何用前者取代后者来指导西方哲学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的被扭曲的形态支配人们的头脑如此漫长的时期后，人们对其本来意义反而生疏了。
有时人们往往仍在不自觉地把早已为马克思扬弃的某些观念当作马克思主义，而把符合它的本来意义的理论当作背离或反对马克思主义。
这种理解上的含混必然使人们对西方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也难有正确和全面的认识，而这必然会对西方哲学研究造成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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