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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归实践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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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化，及作为其扩展的大众化，都仍然是一种理论性的活动。
虽然这些活动也都是最终服务于革命实践的，但本身毕竟仍在理论活动范围内。
但马克思主义并不能限于解释世界，也不是解释世界归解释世界，而改变世界归改变世界，两不相干。
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也并不是说不能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即不能仅仅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变世界；而是从根本上说来，认为解释世界之理论活动在本质上是从属于改变世界之实践活动的，因而，必须把这一关系颠倒过来，自觉地将解释世界从属于改变世界。
因此，归根到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理论最终是要进入实践的。
但这一进入却带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理论是决定论的，则信奉这种决定论的人，如何能够能动地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改变世界的哲学，那么这一问题便是进入变革世界的实践时所必须以某种方式予以解决的，无论是理论上明确的解决，还是实际上未明示的解决。
1.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
前面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一旦到了进入实践的阶段，便会产生出一种体系化的需要，以便能够通过论辩，战胜竞争对手，获得一种主导性的地位，并获得最为广泛的传播。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一种理论一旦进入实践阶段，便立即产生了一个普遍必然性的理论与特殊具体的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是说，“自打理论活动从工具性劳动中产生出来以来，人类的世界便二重化了。
现在，我们不仅通过直接的生活实践构成了我们直接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或实践世界，而且还在此基础上通过我们的理论活动特别是科学活动构建了一个理论的客观世界。
一方面，这个科学的理论世界虽然是奠基于实践世界之上的，但却有着根本上不同于实践世界的特征，那就是其严密的规律性，即理论世界是一个为因果规律体系所支配的世界。
因果律的基于工具性劳动对于理论活动的先验性，使得科学对象的理论世界必然要以因果律为前提，即必然要将理论世界构造成为因果决定论的世界，否则，科学的理论活动即失去其意义。
在此意义上，绝对的机械决定论是科学的理想，但如果达不到，退而求其次，能够统计的决定亦可作为替代。
拉普拉斯、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人之所以将统计规律视为不完备的替代品，正是基于上述科学之理想。
但另一方面，科学的理论世界的出现，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蓬勃发展，却没有也不可能将原初的实践世界或生活世界消除掉或完全地取而代之。
尽管近代以来的人们在观念中一般地以科学的理论世界取代了自身所源出的生活世界，但生活世界仍然独立地存在于理论世界之外。
只是在近代形而上学的蒙蔽下，人们才无法看到这一点。
而现代实践哲学则向人们揭示出了形而上学的这一秘密。
从实践哲学的立场看，现实的生活世界是不可能被科学的理论世界所吸收的，相反地，科学的理论世界却是立基于生活世界之上的，没有生活世界，理论世界是无以立足的。
既然科学本质上是对于生活世界中之一类特殊的活动——工具性劳动的一种抽象，那么，它就不可能将具体的生活世界全然吸收进自身，而只能是一种基于工具的一义性的单一视角的透视。
这样，理论世界的抽象性、确定性与生活世界或实践世界的具体性、丰富性便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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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进入理论世界便必然地要求以因果关系构造对象，即将世界构造为必然的关系，那么，这个领域便只能是必然性的领域、决定论的领域，从而就并未给人的能动作用留下空间。
或者说，在这个领域中根本就不可能给人的能动作用留下位置，人的能动性早就以笛卡儿的方式被排除在这个客观世界之外了。
这是理论活动的本性使其如此，即便是舍弃机械决定论，降级为统计决定，亦是决定，也不可能给人的活动留下余地。
[66]故这里我们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既然理论世界是一个决定论的世界，并未给人的活动留有余地，那么，在理论世界中谈论世界，谈论历史过程，便只能将之构造为决定论的，并不能给人的不确定的任性留下余地，否则，便不是一种适当的理论。
历史领域当然与自然领域有根本性的不同，例如，由于对象的极端复杂性，无法运用数学工具进行精确的描述，但这种不同却并不妨碍对历史的理论研究或理论构造。
[67]而且，这种理论构造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领域中的普遍性的东西。
而且在此领域如此地谈论具有必然性，不以决定论的方式谈论历史必然性，倒似乎文不对题，有问题。
这种理论构造，便是一种自柏拉图以来就受到极大推崇的理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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