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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曲解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
基础上的一种抹平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说法。
本来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
是用来说明历史过程在经济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所表现出来的偶然性的，而不是为了论证人的意志、目的的无效性的，但现在却被用来论证由于人们意志的相互冲突而导致了一种与自然过程相同的客观性。
显然，这种说法也是行不通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种存在样态是一种认识论范式的哲学或曰主体性哲学。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哲学体系的改革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认识论的解释，是一种认识论范式的哲学。
说它是一种认识论范式的哲学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说认识论研究成了80年代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另一则是说这一阶段研究问题的方式都是以认识论为典范的，或者说，是一认识论思维范式。
何谓认识论思维范式呢？简单地说来，即是在主客体对立的框架中进行思考。
在80年代之前，哲学论著中很少见到主体、客体这些名词，至多只用主观、客观这类概念。
而至80年代，主体、客体、建构、选择等一类名词便到处可见。
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两个时期在概念使用上的不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有subjective一词，以往一直译为“主观的”
，而在80年代，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却写了一篇长文，论证应当译为“主体的”
。
在本体论哲学中，由于尚未达到对于自我意识或主体的自觉，尚未自觉到思维的中介作用，故而主体、客体这类概念无有其用。
当然，在本体论哲学中也讲认识，但那是将认识也当作一种存在去描绘的，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去看认识现象的。
而在认识论哲学中，则是从认识论视角出发去看待一切的。
本体论研究问题的方式总是独断的，而认识论则力求从思想的确定性出发去确立知识的有效性。
如笛卡儿之“我思故我在”
，便是认识论范式的一个范例。
说8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了一个认识论或主体性哲学阶段，并不是说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认识论化了，而是说当时的主导性倾向是以认识论思维范式去从事研究。
事实上，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地位，这一思维范式的转向还是引起长期争论的根源。
而且，由于教科书编写上的滞后性，这一转变在80年代所出版的大多数教科书中并未得到反映。
但有几件事情可以视作为这一转向的标示：
一是吉林大学高清海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在1981年获准作为教育部认可的教材进入编写之中（该书上册于1986年出版，下册于1988年出版）。
该书的基本结构便是：客体——主体——主客体的统一。
这显然是一种认识论范式。
二是在80年代至少有两部西方哲学史著作是以“客体——主体——主客体的统一”
这一线索编排其整体结构的，一部是华南师范大学张尚仁教授所著的《欧洲认识史纲要》，另一部是北京大学朱德生教授等人所著的《西方认识论史纲》。
这种结构无疑也是一种认识论范式。
三是8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价值论研究中，主导性的思维范式便是一种认识论范式，即价值论的研究者们大多采取了一种在主客体关系之中去规定价值的本质的方式。
如大多数论者把价值规定为客体对于主体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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