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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最后的《“noshi”
的起源——日本的folklore》，充分利用了《生死与食物——写在采集记录之前》《关于“monomorai”
》《“田作”
与“mana祝”
》等各篇的结论，又有着发展至后面《米之力》的内容，是有着承上启下意义的。
第三阶段，是准备出版本书的阶段，执笔于1940年年初，包括回应《食物与心脏》一篇中提出的关于私有财产及自由处分问题的《关于“身上饼”
》，通过“力饼”
“力饭”
“力米”
论述米具有的精神层面力量的《米之力》，本书序文等3篇文章，以及对早期文章《关于“monomorai”
》和《“午饷”
与“间食”
》的2篇附记，充分体现了本书作为总结的定位。
而从发表文章的媒体来看，基本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是中央民俗杂志《旅行与传说》，在本书中共有4篇文章发表于该杂志，时间分别为1933、1935、1936、1937年，其中包括两个特辑，结合上面对研究阶段的分析，可以认为该杂志是柳田论述食文化的核心阵地。
该杂志创刊于1928年，1944年停刊，其情况及对于日本民俗学发展的意义，本人在其他论文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第二是地方民俗杂志，本书中也有4篇，分别是长野（《信浓教育》）1932年、新潟（《高志路》）1935年、大阪及神户（《近畿民俗》）1937年、鸟取（《因伯民谈》）1938年。
日本民俗学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存在大量地方民俗研究者（组织）及杂志，柳田也特别注意鼓励、调动、指引其重视的问题及发展的方向。
第三是报纸及大众杂志，如《一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新女苑》等，这是柳田民俗学面对民俗学之外一般民众的重要窗口。
报纸上的文章，注重选题新颖，贴近读者，言简意赅；杂志上的文章，则注重整体性，一般选择较为宏观的论述方式。
也许无论是研究阶段，还是柳田民俗学的媒体环境及柳田的具体利用方式，都可以作为理解柳田民俗学乃至日本民俗学发展史的重要课题。
当然，柳田的论述中也有并不精确的地方，比如他对汉字背后的中国文化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因而文中排斥中国影响或是突出与中国的差异时，多少有些为排斥而排斥的意味，也许反而因此失去了另一条接近历史的路径。
这一条路径对柳田民俗学的假想能够有着怎样的修正或批评，关涉较大，本人在此也没有展开论述的积累和准备，但也许是今后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本人虽然学习日语多年，也曾长期留学，以日本文化、日本民俗学为专业，但本书的翻译，依然无论在语言上还是专业上，都对我提出了诸多挑战，我也因此有了深入体会柳田学问之种种细节的机会，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千辛万苦，但也受益良多。
如果关心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或是日本文化的诸位读者，也能从本书得到某种收获，则实是译者之幸！
最后，希望借此机会，感谢一直关心和支持本书翻译工作的我的导师福田亚细男教授，感谢促成本书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尤其宋旭景编辑。
本书翻译中的不周不确，责任均在本人，也希望诸位方家能够不吝赐教！
王京
2017年9月17日于海淀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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