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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使得陶东风能够在文艺学学科反思中居于核心位置。
当然，其他学人如杜卫、许明等也做了一些切合本土语境的学科反思工作。
[29][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1）。
[30][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11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31]J.HillisMiller，TheEthics，NewYork，biaUyPress，1986，p.108.
[32]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载《文艺争鸣》，2005（3）。
[33]参见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载《文学评论》，2002（1）。
[34]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载《文学评论》，2001（3）。
[35]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载《文学评论》，2001（3）。
[36]之所以说这些科研成果是国家需要的，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体制乃政府主导。
无论是课题、奖项、论文，还是职称、荣誉和资助，甚至是高校排名等，基本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
当然，政府所主导的学术体制化建设功不可没，只是尚需更尊重学术自身规则，切实为学术自主建设服务。
[37]最近阅读文献时读到一段相关文字，不妨将其抄录在此：“在任何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不会放弃对文学研究的控制与监督，其区别只在于方式方法不同。
当中国社会进入90年代后，政府为适应时代的新需要改变了以往的策略，不再直接发动文学问题的讨论，也不再直接为文学讨论当法官，而是退居幕后间接影响，且其介入的方式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这种介入方式方法的多样化表现为从以前单纯的主导研究方向、规定研究范围、为研究成果定性的简单方式变为加强文学理论研究资源的宏观管理，公布了‘社科基金项目’鼓励学者积极‘投标’，加大政府奖项的授奖范围和力度，并将这些与学者自身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从而通过政府计划和利益杠杆的双重手段介入文学理论的研究。
特别是设立于1991年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管理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控制与监督方面起到了明确的示范作用。
有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这个参照物，那么各个省区市，甚至是一些国务院部委机构，都可以通过模仿建立起相应的课题管理体系，从而形成一张巨大的控制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各个管理机构先是通过制定题目引导学者研究的注意力，而公布的项目内容又都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当然，学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专长自建课题项目提出申请，但其如果与相关项目的管理制度或主导思想及其体现出的规定性有较大的距离，是难以得到相关机构的资助的）；并与之相配套地建立起了学者自主申请，主管单位审批、专家审核的管理系统，从而加强了各类资源的宏观管理。
而且，这些课题的申请立项、结项评比都匹配着相应的行政级别，并与学者的职称晋升、奖金工资的发放密切联系，从而使得90年代的文学理论研究者溶入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知识生产流水线。”
参见陈力：《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转型阐释和话语建构》，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38][美]J.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25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9]高建平：《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扫描》，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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