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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政治斗争替代文学批评的运动方式,采取行政的手段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群众性批判运动的方式,对受批判的对象进行分化处理的手法,都为新中国文学‘公共空间’的瓦解埋设了有害的精神种子。”
参见王嘉良、颜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册,2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2]公私的关系有一元论(灭私奉公、灭公奉私)和二元论。
有日本学者曾提出“活私开公”
的三元论理解。
对于公私一元论,有学人曾很好地评论道:“灭私奉公(公一元论)和灭公奉私(私一元论)是公私一元论的两种极端形态,尽管二者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在个人尊严丧失或者他者意识薄弱的公共性意识欠缺的问题上却是相通的。”
参见卞崇道、林美茂:《公共哲学,作为一种崭新学问的视野》,见[日]佐佐木毅、[韩]金泰昌:《国家·人·公共性》,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5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4]有学人用“私人空间的焦虑”
来评论1949年以来尤其是1956年以来的文艺运动,这的确非常有见地。
例如,柏定国就写道:“毛泽东在二十年间曾经不懈地发起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实施‘和平演变’策略的根源。
这可以看作‘毛式焦虑’的一种具体表现,是一种政治无意识状态中对私人空间的焦虑。
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前提经验,正是因为长期的战争造就的、少有私人自足空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经验。”
参见柏定国:《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论(1956—1976)》,20~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5]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6]人们常常因此情愿远离政治,因为政治的形象已然败坏了,可以用这样的语词来修饰,即敏感的,恐怖的,黑暗的,潜规则的,丑陋的,肮脏的,钩心斗角的,权力斗争的,谋取私利的,等等。
陶东风对政治污名化现象进行过论述。
他强调,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黑暗专制政治的作祟,更由于“**”
造成的负面效应,在中国,“政治”
被污名化,成为一个被极大败坏了的概念,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政治就是权力斗争,就是阴谋诡计、以权谋私,等等。
参见陶东风:《阿伦特与当代中国问题》,载《学术界》,2015(8)。
[17]钱中文:《曲折与巨变——百年文学理论回顾》,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6)。
[18]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60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9]孟繁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20]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1]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公共领域的出现和存在也不是铁板一块的。
包括陶东风在内的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可参见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反思》(《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陶东风《论文化批评的公共性》(《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陶东风《从两种世俗化视角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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