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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理论著作的书名，并且该书也非常强调多元差异的存在，认为对话交流是好的解决多元差异的理念和方法。
这是值得学习的。
参见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杜书瀛曾经对新时期二十年的文艺学进行总结展望，并且意味深长地说道：“如果说最初那20年由多元化走向大一统——最后特别是到40年代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统天下。
那么，最末这20年，由于当今时代性质所决定，未来的文艺学发展将不是由多元走向一统，而是走向对话，而且在可以预计的历史范围内将长时间地维持这种多元对话的局面。”
参见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34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顺便提及一件笔者经历的事情：童庆炳曾亲自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创办名为“对话”
的刊物，并且为该刊物题写刊名。
[40]参见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28～130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41]参见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的时代》，279～3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2]学者靳大成曾非常诚恳地指出，我们今天不可能像曹丕时代那样思考和写作，甚至也不会如桐城派那样写作。
于是，他断言：“在20世纪初的十几年时间里发生了一些历史性的变化，使我们与伟大的古典传统断然划开了一道鸿沟，而在这个断层的此岸，现代学术体制及其规范已然出场。
由此我们形成了一套关于历史合理性、关于现代性、关于知识的合法性、科学方法论等观念体系，形成了我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认识论框架。
这才是前人所惊叹的千年未遇之变局。
棋局已换，定式和下法还能重复吗？”
参见靳大成：《研究文学理论，为什么要反思学术思想史？》，见王晓路：《中外文化与文论》第8辑，100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钱中文先生也曾就此写道：“我们不可能再来使用古语说话。
如果直接转向古代文论，那么很可能我们一时连话都不会说了。
因为，古代文论中不少话语，我们已对它们十分隔膜，在语义上，与当代文学理论已不相通用，我们不可能用古代文论的话语来阐述当代文学现象。
虽然有个别学者使用古代话语撰写著作，但也只是针对古籍，而难以对现代文学进行评论。”
他认为，我们只能在现代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地研究古代文论，把其中的有用成分，包括它的体系与各种术语，最大限度地分离出来，不是表面地使用一些古代文论的术语，而是丰富其原有的含义，赋予其新义，与现代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融合起来，使其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血肉，形成当代文学理论的新形态。
这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
参见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的时代》，329～3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有历史感的，也是负责任的。
[43]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98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44]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103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45]参见王一川：《百年中国现代文论的反思与建构》，载《文艺理论研究》，2013（1）。
该文是较为全面地对百年中国文论进行反思与建构的重要文章，这里因篇幅所限没有做专门介绍。
但要说明的是，我们已经自觉吸收了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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