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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献学上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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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伯特的《关于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日期的问题与疑问》一文来看，陶伯特的根据主要是文献学上的，这样做也符合她的文献学家身份。
陶伯特不同意拉宾说的根本论据是：“如果说马克思在写第二笔记本以前已经对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做了摘录，但是保留下来的几页却缺少同这些摘录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还剩下一个假设，就是对这些摘录的具体的利用主要是在没有保留下来的各页上。
但是，与此相矛盾的是，对李嘉图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摘录和穆勒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录，在完整地保存下来的第三个笔记本中也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加以利用。”
[49]也就是说，陶伯特认为，在第二和第三《手稿》中，马克思没有“直接或间接”
地利用包括《穆勒评注》在内的关于李嘉图和穆勒的第四册《经济学笔记》的内容，当然，这也是鲁克俭在批评我的论文中所引用和依靠的论据。
那么事实如何呢？我们需要根据《手稿》对它的真伪作一下验证。
在《手稿》中，穆勒的名字一共出现了8次。
这8次都出现在《第二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单行本，第66、71页）和《第三手稿》（单行本，第74、126、127、136、137、138页）中，而在《第一手稿》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正是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大多数文献学家，譬如拉宾、山中隆次、罗扬等人才推断出《穆勒评注》位于《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之间的结论。
这8次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在《第一手稿》中引用了李嘉图著作中的一段话。
由于对李嘉图著作的摘录和《穆勒评注》是同时出现在第四册《经济学笔记》中的，故也需要作一下说明。
这段话是来自对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一书的转引：“李嘉图在他的书（地租）中说……”
[50]从这句话来看，马克思在转引时连李嘉图著作的名字都没有掌握，而是错误地将《地租》当成了李嘉图著作的书名。
拉宾和罗扬，甚至连陶伯特本人也都拿这一点作论据推出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还没有直接阅读李嘉图的著作，而是在《第一手稿》之后才作了《李嘉图笔记》的。
那么，表中所列举的出现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的这8处跟《穆勒评注》究竟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
关系，这显然是问题的关键。
下面，我们就一一对这8处进行一下验证。
（1）和（3）是马克思对以李嘉图、穆勒等人为代表的“现代的国民经济学”
（Moderional?konomie）或者说“李嘉图学派”
的批判，讽刺他们同早期的国民经济学家斯密和萨伊相比是“一大进步”
。
因为，他们露骨地、甚至是无耻地将国民经济学敌视人的状况进行了描述，故可称他们为“昔尼克主义”
（ismus），亦即“犬儒主义”
。
这种“昔尼克主义”
的评价，正如表中所列举的那样，也曾出现在《李嘉图笔记》中，而且《第二手稿》中关于“昔尼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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