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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了条件。
然而，从14世纪一直到17世纪，欧洲的教会仍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伽利略因宣传“日心说”
而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并被迫放弃“日心说”
一事足以证明这一点。
欧洲16世纪的宗教改革是欧洲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宗教改革的要点在于：（1）强调个人可以凭自己的虔诚信仰而直接获救，无须服从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权威，甚至无须加入教会；（2）新教的工作伦理——世俗的功业非但不是灵魂救赎的累赘，反而是灵魂救赎的条件，创造财富就是荣耀上帝。
第二点既是对早期基督教信条的否定，又是对文艺复兴精神的积极回应。
宗教改革运动是对基督教围堵人欲的“堤坝”
的又一次冲击。
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则根本动摇了欧洲人对上帝的信仰。
这次运动发表了“现代民主的奠基文献”
——《人权宣言》。
这个宣言宣称：“人类与生俱来地拥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并且始终如此。
这些人权包括自由、财产、安全、反抗压迫的权利。”
1776年出版的亚当·斯密著的《国富论》揭示了一个促进社会物质繁荣的“秘密”
：不要对普通人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只要把自私的行为约束在适当的范围内，则人的自私非但不是坏事，而且是好事。
“私恶即公利。”
每个人都尽力追求私利，但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大家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的无形指引，自然会为社会繁荣做出贡献。
简言之，不要过分抑制人们的贪欲。
这一观念与新教伦理结合起来，就使贪欲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20世纪80年代，亚当·斯密的传人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多蒂说：“‘贪婪’一词如此声名狼藉可谓不幸。
但是，若没有贪欲，我们又怎么可能拥有室内的水管装置、带钟的收录机，甚至南加州的淡水呢？”
[6]今天，亚当·斯密的传人会说，若没有贪欲，我们怎么可能拥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互联网、不断升级的iPad和手机呢？
经过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欧洲人的贪欲已冲决了基督教的围堵“堤坝”
。
亚当·斯密的观点至少得到了部分验证：让人们释放贪欲可带来社会的物质繁荣。
经过18世纪的发展，到了19世纪，欧洲文明在富强程度上超过了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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