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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若坚信其生活是有意义的，则即便终岁劳累也心甘情愿，反之，一个人若认定自己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则无论他如何富有，也不会幸福，他甚至会自杀。
人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理解其人生意义，宗教、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深刻地、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
现代人之所以接受了经济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文化，文化是经济的附庸，只因为商业精英建构起了商业主导一切的文化，也因为庸俗唯物主义误导了人们对经济与文化之关系的理解。
在前现代文明中，物质生产不足以保障全部人口的温饱，统治阶级垄断控制了物质生活资料，就握有了对被统治者的生杀大权。
统治阶级同时垄断了文化，而文化又为其物质享受上的特权进行辩护。
据此，庸俗唯物主义认为，一切文化都只是经济的附庸，经济永远决定着文化。
由中国历史看来，在古代社会恰恰是文化决定着经济和技术，而不像现代社会这样经济和技术决定着文化。
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是文化决定着经济，就因为在古代社会是思想精英和文化精英领导着商业精英和技术精英，而现代社会之所以由经济和技术决定着文化，就因为商业精英和技术精英居于领导地位。
如今，由经济决定文化的文明已不可持续。
为建设生态文明，我们需要建设一种超越经济主义的文化，需要确立一种超越经济主义的发展观。
发展源自人对无限的追求，即源自人对人生意义的追求。
人必定在共同体中追求人生意义。
现代思想家把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归入私人领域，因为每个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必然源自其信仰，而信仰不可能是公共的，只能是私人的。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预设了政治、经济制度的中立性，即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中立于不同的宗教信仰。
但事实上，政治、经济制度是有信念的人们（政治家和立法者）制定的，于是，政治、经济制度难免会渗入与特定层面的信念直接相关的价值，而并非只与普世价值相关。
检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政治、经济制度，我们不难发现，物质主义早已被当作普世价值而深深地渗透于政治、经济制度之中。
如果我们不能舍弃“发展”
这一概念，那么我们必须超越经济主义，而把发展定义为社会改善，而社会改善不可归结为一个单一指标的增长——GDP增长。
社会改善涉及多个方面，如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善（减少社会冲突、尽力消除仇恨）、民主与法治的创新和完善、艺术的繁荣、环境的清洁化、生态健康的恢复等。
若如此界定发展，则即便经济不再增长，社会仍可发展。
若如此理解发展，则不会认为经济永远决定着文化，文化完全可能引领经济。
当然，为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实现政治领域的民主创新：凸显思想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影响力，削减商业精英和技术精英的影响力，使各行各业精英在政治决策中达至力量均衡。
就中国近代史来看，每一次社会变革都必须先有一次思想解放。
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
，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声。
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空前深刻、伟大的革命，完成这场革命不需要暴力，但思想解放是必不可少的。
仅当我们由物理主义自然观转向生机论自然观、由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转向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由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非物质主义价值观、由经济主义发展观走向反经济主义发展观时，我们才可能真心实意地建设生态文明，毅然决然地告别工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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