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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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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体系中最有用但可能也是最少有人研究的一个方面是他的概念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他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
他给人的力量和需要、它们的对象化及其在自然中相应的反映、它们通过占有得到的发展（尤其是在生产活动中），以及本质上得到的形式转化（其中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让人不断进步的框架。
像关系性的世界观（它作为世界的工具部分）一样，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范畴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
而且，它是一种认为每个人都可资利用的方法，是在这种趋势上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搭建的桥梁。
除了回避了所有与假定的人与自然“隔绝状态”
相联系的问题之外，它的用处还在于让我们的注意力关注人的自身发展，关注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和产生了其他要素的变化。
由于具有很强的潜能意义，所以对“力量”
的特别强调解释了个人总是要经历的那些当下的事情。
关于不足方面，马克思人性观的主要弱点是条件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没有充分展开，因为所有与之相一致的地方都关注得不够。
马克思认为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产物，通过改变他的生存条件就能改变他，这种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发生的这些特征上的变化总是合理的吗，也就是说，它与创造的新的利益是否是一致的呢？以及，通过新的条件创造新人需要多长时间呢？
马克思认为，条件对特征的影响总是合理的，而且相对来说能够很快地发挥作用。
这些观点已经植根于他的概念框架之中，植根于力量和需要以及更为专业化的需要和需求之间的自动产生的联系之中，植根于作为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利益以及反映人所处的环境的意识等概念之中。
然而这种联系可能最初有助于我们理解任何社会，有助于充分解释丰富多彩的、需要加以修正的经验行为。
由于人们经常用一种非常不理性的方式从事活动——他们并不了解他们的利益之所在，或者即使他们了解了这一点，他们在寻求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最好方式时所遇到的困难比马克思想象的还要多。
比如，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是大多数工人或者是宗教的、民族主义的人士，或者是激进的工团主义者（或者是他们所有人一起）为“社会民主党”
进行投票；除了一些重要时期和重要地点之外，整个资本主义时代莫不如此。
马克思自己在他的异化理论中为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提供了大量的解释。
我们不能期望那些被环境制约的人们进行率直的思考，他们不能用这种对客观环境进行充分思考的态度从情绪上或思想上做出反应。
马克思能够相信其他方式是因为他用于考察人的范畴对于这个任务来说完全不够。
仅仅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工人想得到（或者说他们濒于一无所有）他们需要的东西，并且他们认识到了（或者说他们快要认识到了）他们现实的条件和利益，所以他一直对社会主义革命持乐观态度。
因为即使物质条件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对工人来说也不一定必然能够让他们做出反应：如果他们的处境确实形成了让他们不得不做出回应的特征，他们就会革命。
这些就是被凡勃伦（ThorsteinVeblen）作为“能够计算的优点”
而整合在一起的属性，而马克思认为不管异化到什么程度，无产阶级都拥有这种能力。
[3]
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抑制性的理解，而是工人阶级的极端处境，他们受苦的程度让这种具有计算优势的任务变得相对简单了一些。
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地地道道的安慰剂，而且从它们当中得出的结论也不能被忽略。
他们的需要也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满足他们的一般方法，既包括那些在体系内可资利用的满足，又包括那些需要体系转换的满足。
因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不能单独保证满足工人的需要，即使是那些异化最为严重的工人也得不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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