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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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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来说，既没有思想的根本性，也没有观念的运动性；相反，存在的是关于事物的具体或抽象的思考，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
他在制订整个“经济学”
计划时超越了这一合理内核，并且希望在某一天能写一篇关于方法论的论著来阐述合理内核的合理方面。
“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
[14]
因此，对这一计划的选择就等同于一种学术上的责任。
如果马克思在详细制订了未来研究的指导原则之后却改变了这个计划，那么他在很多科学领域的历时十五年的研究成果必然被抛弃。
此外，马克思将会被迫重新开始整个计划，并且首先要对方法论的巨大变化的科学假设进行阐述。
然而，他生前已经出版的文章和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手稿中没有对他的方法论选择进行怀疑的痕迹。
因此，那些想真正研究马克思的人，不应该只关注以怎样的代价来保卫他的思想的系统性结构，而应该研究可以改正和继承的思想系统的未完成的计划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如果可以作为按马克思的思想路线进行的研究的名称，那么它应当被理解为科学连续性的意识，也就是达到马克思没有能够完成的研究。
然而，说到继承和完善，马克思主义者（很少有例外）仍然难以摆脱那些不是服务于科学，而是服务于政治目标的辩护的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煽动行为。
当他开始审视最初设想为一种“对经济学基本特征[15]的阐述”
的计划和方法的时候，我们追寻到了马克思一步一步的学术成熟的过程。
从1844年到1853年，马克思积累的研究笔记的数量成倍增长。
这些笔记中有一些初步的批判性思考，也有一些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和一些当代的读物中所做的简单摘录。
他的研究成果明显体现在《神圣家族》（1845），体现在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文章（1849）以及《哲学的贫困》（1847），同样体现在1852～1857年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关于财政、商业和工业问题的大量通信报道。
严格说来，这些文章并不是专题论文，而是马克思用于称为“导言”
或“政治经济学原则”
的材料。
方法的难题在马克思开始进行这种研究之前就出现了。
当时，他决定写一个最终他并不愿意发表的总的导言。
在一个始于1857年8月23日的标有字母“M”
的笔记本中，他将这个导言分为四个部分：生产一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商业。
马克思并未均等地阐述这些章节，但是它们的理论定位非常明显。
事实上，马克思在面对关于这些概念的以前的和当代的学派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并再一次从事他的早期设想的主题。
另外，他在面对这些经济学家时没有谴责其中的争论，不管是蒲鲁东还是凯里，不管是约翰·S.穆勒还是J.B.萨伊，不管是“通信的社会主义者”
（socialistmeers）还是“黑格尔主义者”
。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虽然不是同一的，但是构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
，其中，生产是根本性的、决定性因素，叙述方法的选择与这种关系所表示顺序问题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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