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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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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
①
万千起伏的地貌，层出不穷的工具机械，最为正式的书面文件，或者看似浑然天成的设施，这一切背后都隐藏着历史试图去捕捉的人。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历史学家的一次考验。
他们客观性、学术性的原则及其基础——对科学事实的搜集和对证据的严格评判，受到了公开的检验。
在许多虚假的科学面具背后，浮现了民族主义的幽灵——他们宁愿利用学术的声望和资源，为占领比利时、法国东部和俄罗斯帝国的行为开脱，或者干脆直接宣扬国家自由主义，为来自协约国的各式委托人服务，却不愿客观地依据“事实”
得出结论。
战争的余震不断，历史学家们对巴黎和约褒贬不一，欧洲的和平、安定和经济复苏完全无法实现。
①
战时的人口总动员，层出不穷的新兴科技，让一小部分历史学家深受震撼。
他们决心扩展历史学的疆域，开放传统的政治、战争、外交和伟大领袖的研究，升华纯粹的叙事，辅之以健全的分析框架，使105历史学更加完备、精确并“以人为本”
。
虽然实证主义的卫道士仍活跃在各自的职位上著书立言、训练弟子，但与布洛赫同时代的一些退伍军人开始在大学里崭露头角。
他们得益于战前的社会和行为科学，受经济、社会、法律和宗教史等创新性作品的影响。
这些人不仅对传播伪科学的法国手册作者嗤之以鼻，也与其竞争对手德国历史主义者意见相左，因为他们一贯坚持历史的主体性和独特性。
人的历史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亟需相关学科的支持，以便解释国家和世界性问题，解答新的经济和科技疑惑，同时吸引更为广泛的国际关注。
新旧史学之争在美国已经根深蒂固，又从西欧传播到意大利、西班牙、新兴的东欧各国和日本。
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令这一争论持续发酵，包括早期苏维埃和欧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蓬勃发展，马克斯·韦伯（MaxWeber）和法兰克福学派经典著作的出版，还有一批新刊物的发行，如波兰的《社会和经济史》[DxiejowSpoleychiGospodarc-zych（1926）]、英格兰的《经济史评论》[EonicHistoryReview（1927）]和布洛赫与费弗尔共同发起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theAnnalesd'HistoireEiqueetSociale（1929）]，本书下一章会讨论这些刊物。
①
这一注定少数派的守护神是亨利·皮朗。
皮朗的名字广为人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研究早期资本主义、中世纪城市和比利时历史，奠定了其学术地位；此后他反对德国占领时期的政策，在狱中缺少图书和笔记的情况下，完成了有关欧洲基础的名作，声望进一步提升。
②从两人1919年在斯特拉斯堡首次见面开始，皮朗便对布洛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位身材略胖、精力旺盛、生性开朗的巨匠，是《年鉴》的灵感来源，是渊博知识与分析性想象、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忠于过往与立足现实的完美结合。
除此之外，皮朗还是比较历史研究的拥护者，他认为这是拯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重创的历史学的一剂良药。
③
1923年4月，皮朗恢复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布鲁塞尔主持了第五次会议。
这一组织成立于1898年9月1日，由一批经验老到的历史学家在海牙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历史科学会议，很快又在1900年巴黎世博会期间复会。
之后该组织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议题广泛的世界性组织，每五年召开一次会议，在罗马（1903）、柏林（1908）和伦敦
（1913）举办的会议，吸引了上千名历史学家的参与。
会议议程既包含全局性讨论，也有按照传统断代（古代、中世纪、现代）和主题（宗教、法律、经济史）划分的专门研讨。
①类似集会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与国外同行直接讨论的机会，主办国将其视作一种荣誉，有助于弱化国家之间的矛盾。
这一点对于中世纪学家尤其中肯。
德国学者主导着该领107域，尽管皮朗不遗余力地试图引入经济和社会史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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