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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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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将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变革遭遇的诸多问题归结为引人注目的文化问题?或者说，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为何会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理论派别缘起的动力和发展的内在依据?而且，关于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探索为何还成就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理论分析模式?要搞清楚这些疑问，首先必须回到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去。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西方社会的现实矛盾让西方马克思主义陷入了理论的绝境中。
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普遍遭受挫折和失败，在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俄国却成了现实（葛兰西称之为一场“反资本论的革命”
）;现代欧洲文明的发展甚至一度因为法西斯主义的暴政而呈现出一段极其灾难的历史；战后，欧洲社会的发展看似回到了正轨，但“福利国家”
和“富裕社会”
的出现却导致了原来的革命主体——无产阶级被同化。
如何解释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与20世纪西方社会现实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
对20世纪20年代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的反思成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探索的直接起点。
卢卡奇等人面对的问题是：该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唯物史观究竟是一种经济历史观，还是一种辩证历史观?人的革命实践活动是完全受摆脱饥寒交迫的经济利益的驱使，还是也会受到美好希望的召唤?在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和建立新社会的过程中，除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之外，是否还需要人的能动意识?在卢卡奇看来，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固然是以经济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但这种生产活动不会自动生成和自发进行，它既需要利益的驱使，也需要**的投入。
换言之，他看到并强调了思想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在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消极的“物化意识”
阻碍了积极的“阶级意识”
，或者，也可以表述为，决定革命成功与否的“文化领导权”
没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而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经济决定论”
的思维定式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原则。
于是，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从揭示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进程的总体性出发，努力克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决定论错误，彰显马克思思想中的主体性维度，进而强调了当代社会无产阶级意识革命的重要性。
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对现代人意识异化的内在机制和现实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
总的来看，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维度，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转向了文化领域。
（一）基于总体性的文化实践观
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那里，马克思的学说被归结为一种强调“经济决定”
的理论体系。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结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应当说，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是马克思学说中斗争性的一面，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激化、革命策略以政治革命和经济变革为主的形势下的必然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践哲学和文化批判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仍处于隐而未发的状态。
与之相反，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和布洛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马克思学说中的总体性的一面，并运用这种总体性理论锲而不舍地揭露现代西方社会物化、异化以及对人的总体压迫现象，由此形成对人的存在和历史本性的总体性理解。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学说的主旨是实现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转变，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存在方式。
从一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坚决地与经济决定论决裂，批判唯物主义反映论，拒斥自然辩证法，而坚守文化辩证法，力求把历史的主动性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
为了凸显“阶级意识”
的作用，为了揭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为了确立和发挥主体及其实践活动的作用，同时又不背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们挖掘并提出了“总体性”
这一范畴，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体系的兴衰取决于这一原则：革命是占统治地位的总体性范畴的观点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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