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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修即可安身,在王艮看来,“安身立本”
内涵着人我之间的某种对等关系,个人的意志、欲求既不可强加于对方,亦不能受制于人,而是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若就人与道的关系而言,则身与道处于同等地位。
王艮辨析人与我、人与道的关系,突出了个人的政治地位和价值判断的权威性,这正是实现道德实践的前提。
将这样的认识用之于政治实践,如果不能安身,也就谈不上安天下国家。
因此,王艮的“安身立本”
在突出个人的意志和价值的同时,又树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他强调修身正己的目的是为国为民。
这种意识,不仅局限于王艮启蒙教化的讲学,还将其融入现实政治的参与中,泰州后学所具有的急人之难的侠义精神,则显然与王艮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意识有直接的联系。
然而要安身,首先要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保证基本的生存权利。
王艮以维护个人利益和安全为出发点,他又强调保身。
但他所讲的保身,又不是单纯以一己之利为目的,还融入人格道德实践,提出保身必然爱身、尊身,并提出尊身立体的主张,把尊身与他所倡导的“百姓日用之学”
的“道”
相结合,要求“尊道”
。
这种认识体现了王艮在确保自身物质需求和保障肉体生命的同时,对人格尊严的看重。
这种观点在正、嘉时提出尤堪注目。
嘉靖初年的大礼仪,使诸多官员横遭廷杖贬谪摧残,士人欲保身则唯有离开仕途而归隐,于身不保,遑论其他。
到嘉靖中后期,士人之人格操守已大不如前,诸如附势谄媚、假公济私已不属罕见。
因而,可以说王艮适时提出这样的观点并非多余,虽然无助于挽救朝中士风的败坏,却也推动了晚明士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以及对追求自我价值的肯定。
二、何心隐的“师友”
说
王艮的弟子很多,其后学声势颇壮,最著名的为何心隐。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吉州永丰人。
嘉靖二十五年考省试第一名,后师事王艮再传弟子颜均,从此不图科举,嘉靖三十八年,因触怒县令而入狱,经友人营救得释。
翌年北上京师,参罢权相严嵩的活动,由此招致严党忌恨,被迫更名改姓,南下避祸。
同时,何心隐又因观点相左而与张居正不合。
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反对自由讲学,主张禁毁书院,何心隐作《原学原讲》,力倡“必学必讲”
,并言多讥切时弊,遂被视为叛逆遭到缉捕,惨死狱中。
何心隐疾恶如仇,思想激进,李贽称其“英雄莫比”
,目为圣人。
何心隐从王艮的“天地万物一体”
出发,发展了他的思想。
对人的认识,何心隐认为“人亦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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