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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目的，正是希望朝廷能吸收人才，澄清吏治，他们主张破格用人，从地方上选拔人才。
东林学派的经济思想是同嘉靖、万历以来江南经济的发展，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市民意识的觉醒相关联的，而东林学派关于察吏和人才的政治观点，又是同经济思想相统一的。
他们从报国安民的愿望出发，强调实事、实功，希望能为世所用，反映了强烈的爱国精神。
他们在维护明朝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提出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并要求打破传统意识、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学术上反对门户之见，从理学发展史的角度，给予程朱、陆王等不同学派应有的历史地位，开启了后来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对宋明理学进行总结的端绪。
当然，从东林学派的思想和行为而言，他们仍局限在宋明理学的框架之内，并未脱离程朱、陆王的范围，也很少有突破性的进展，其经世的主张也主要集中在当时一些具体决策的得失和当权人物的贤奸上，唯主张保护民间工商业略带新的色彩。
尽管如此，他们所倡导的“有用”
之学，还是足以引起人们思想观念、文化素质、社会风尚的变化，对晚明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西学的传播与晚明实学的提倡
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一种文化的传播不仅意味着知识的社会化，而且还意味着不同文化层面上的冲突、融合和挑战。
16、17世纪之交，欧洲耶稣会士远涉重洋，联翩来华，带来了与中国文化性格面貌迥异的西方文化，并开始猛烈撞击中国文化系统。
然而，西学在晚明传播之初，并非是毫无阻遏的。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结构本身，就具有异质文化的巨大抗性。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士人对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接触，其态度迥然不同，有的学习仿用，有的观望怀疑，亦有的厌恶排斥。
为了打开传教局面，真正进入中国社会，耶稣会士便顺应中国的习俗，改变固有的传教方法。
他们认识到士大夫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为了博得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非常喜欢展示带来的西洋器物和讲解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试图使科学成为宗教传播的媒介。
从明末到清初，传入中国的科学技术是多方面的。
利玛窦于晚明入华，根据自己在欧洲传授的当时为最高水准的科学教育，向中国士大夫传播科学知识，如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宇宙论、地图说、世界地图、几何学、笔算法等，这些知识对中国传统科学而言是异质的、全新的。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金尼阁来澳门时，带来了7000余部西方精装图书，其中包括天文、历法、水利、地理、物理、几何、医学、数学、音乐等方面的书籍。
耶稣会士传来的科学知识，不仅展示出异域文化的风采，令晚明士子耳目一新，而且以其倡导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的方法，给予晚明士大夫以很大的影响。
如利玛窦在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对南京、北京、杭州和西安等地的经纬度进行了实地测量，采用了经纬制图法和地图投影方法，介绍了有关世界五大洲的科学知识，不仅打破了中国人“天圆地方”
的传统观念，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
在西学的刺激下，中国士大夫以审慎的态度接受西学，并用科学的态度来审视传统观念，强调实际事功的“实行”
、“实学”
。
晚明社会危机日趋严重，而学术思想界却呈现出思想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自明代中期阳明心学兴起以后，王学的传播和分化，出现了派别林立、诸家争鸣的局面，这就为西方传教士的来华和西学的输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然而，在晚期士大夫中，既接受、研究、传播西学，又接受天主教的人数并不太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光启、李之藻等人。
徐光启早年受乃父影响，致力于心性之学，并和一般士大夫一样，为谋取科举功名费时甚多，而且颇为坎坷。
成进士后，虽仍不改对王学的偏爱，但对明末流行的玄虚学风却注意反省，并以有用无用的标准对王学末流予以否定。
在对实学的追求中，他开始接受西学，认为西学可以发展实学、补益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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