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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伦理观的变化也很明显。
如《禅真后史》公然反对寡妇守节，说它不合人性人情，而应“三媒六证，大落落地嫁一丈夫，倒也干净”
。
《二刻拍案惊奇》中的《满少卿饥附饱飏》谈及男女地位时，指出现状之不合理：“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这些内容已包含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
[2]
当然这些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新观念的萌芽，与明后期掀起的文艺变革的浪潮有很大关系。
其中一个较为显著的特色，就是与儒家“诗以言志”
、“文以载道”
的传统文艺观不同，作家强调表现自我，张扬主体意识。
李贽从“人皆有私”
这一基本命题出发，承认人的不同个性特点，主张顺其自然，任其发展，并在充分发展个人“自然之性”
的前提下，追求人格的独立。
于是在李贽思想的影响下，晚明文坛形成了一股追求个性自由的风潮。
公安派重视文学的自我价值与个人的不朽作用，特别强调作家个性在创作之中的地位。
在文学表现上，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的创作主张，反复强调“信腕直寄”
、“任性而发”
，赞扬和推崇自然美。
公安派的“性灵说”
亦如李贽的“童心说”
那样，看重情感表达之流畅自然，并主张真正体现于创作实践中。
他们的诗文，真实自然，酣畅淋漓，无复遮掩。
他们早年狂放，即现其狂于诗文中；晚期归心于淡，即显其淡于创作内。
在袁宏道的尺牍小品中，此种特征更为明显，在创作中体现了重自我性灵，求真求达，自然挥洒的文风。
汤显祖受李贽思想的影响，主张顺乎天性自然，表现人的自然感情和欲望。
他确立了情的崇高地位，言情成了他文艺思想的核心。
他言情的理论反映在文艺创作上，一是对社会现实的大胆批判，一是对男女爱情的大胆歌颂。
他在《牡丹亭》中塑造的杜丽娘“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率性而行”
，以其“天生自然”
战胜礼教的束缚，描写了真挚的爱情战胜死亡的动人故事。
[3]与汤显祖同时以及在汤显祖身后的许多作家和艺术家，也都不同程度地触及社会现实，对虚伪的礼教、腐朽的政治展开了批判，并用生动的形象，从社会政治和道德各方面，大胆地表抒自己的感情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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