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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建文年间肇修实录到崇祯时终止，跨越二百余年，而且各朝实录皆独立成书，所以很难做到体例的统一。
据成书较早的《宣宗实录》卷首的纂修凡例记载，涉及帝后诸王、礼仪天象、百官任免、学校科举、刑狱河工、户口钞法、漕粮转输、茶马之政等方面的内容，对此后实录的纂修有很大影响。
因此，实录所反映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凡明代典章制度、政治状况、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无不有具体而详尽的记载。
我国古代修史，自先秦以来，即以求真求实为贵。
直笔书史一直是史学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但是，明朝由于仅以实录代国史，而且是官修，所以曲笔失实的情况较为严重，有的经过重修、改修，有的在初修时即有曲笔，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比较典型的如《太祖实录》先后修过三次：第一次为建文时方孝孺主持修撰，第二次是永乐时李景隆等修，第三次亦系永乐时姚广孝、夏原吉等重修，一改再改。
一是将明太祖朱元璋时的一些重要史实如沉韩林儿于水，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后大杀开国功臣等皆不予记载。
二是将“其有碍于燕者，悉裁革”
[6]。
三是编造史实，粉饰朱棣，捏造朱元璋生前欲传位于朱棣，等等。
类似这种不据实记载的情况，在以后的一些实录中仍时有出现。
这正如明末清初人李建泰在评论《明实录》时所说：“《实录》所纪，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
[7]作为官修史著中最为重要的一类，明代实录的失实影响了人们对明代历史的了解。
因此，从明代以来，批评实录的人很多，郎瑛认为明代“无史”
[8]，张岱在《石匮书自序》中指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
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对实录与其他史书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
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忌讳，不可废也。”
当然，王世贞在对实录进行批评的同时，也看到了实录所具有的其他史书不能代替的价值。
清初史学家万斯同在读过明代诸家纪事之书后，也认为实录“虽是非未可尽信，而一朝之行事，暨群工之章奏，实可信不诬”
[9]，“盖实录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
[10]。
他们的论断大致反映了《明实录》的历史价值。
三、典制史《大明会典》的纂修
明代以前，就有了纂修本朝典章制度的断代史书，《唐六典》、《元典章》是这类著作中价值较高的。
《大明会典》则仿二书的体例而作，记述了明朝的典章制度，而且与二者相比较，更具有典制史的性质。
《大明会典》的体例大要以六部为纲，首列宗人府，其下依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与都察院、六科以及各寺、府、监、司等为序，详述其职掌及历年事例。
明神宗在万历重修《大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
鸿纲纤目，灿然具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指出：“凡史志之所未详，此皆具有始末，足以备后来之考证。”
这大致反映了这部书在内容和编纂上的特点。
《大明会典》以诸司职掌为主，不仅反映了诸职掌的基本情况和历史变化，也反映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如各个部门都记载有具体的统计数字，田土、户口、驻军、粮饷等，比《明史》各志要详细得多。
《大明会典》的资料来源，是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刊布的《诸司职掌》为主，参以当代有关典章制度的史籍《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等，并附以洪武以后历年的有关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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