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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攻克大都，元朝灭亡。
徐达率兵进入大都，获得了包括元13朝实录在内的各种资料。
这年十二月，明太祖命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官宋濂、漳州通判王祎为总裁，从各地征召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徽、赵埙“山林遗逸之士”
16人为翰林院国史编修官。
次年二月，正式在南京天界寺设史局修撰元史。
明太祖对元史的纂修十分重视，他曾面谕修史诸儒，“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
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
他叙述了元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
……至其季世，嗣君荒**，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虽间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天下遂至土崩。
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或言行亦多可称者。
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
[11]明太祖这番话的用意无非旨在“重鉴戒”
，总结前朝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反映了他深刻的历史意识。
洪武二年八月，《元史》的修撰工作初步完成。
撰成元顺帝以前的元史纪、志、表、传159卷，目录2卷，缮写装订成120册，由李善长上表进呈，并称这是一部“粗完之史”
。
这是因为元顺帝时期的史实无实录作依据，资料不足，无法修成全史。
当初因元顺帝元统以后事缺，明太祖即命儒士欧阳佑等12人去北平、山东采求遗事。
但由于《元史》的初修在很短时间内即告完成，而所遣采集元末史事的儒士尚未返回，因此使《元史》的撰修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
洪武三年二月，欧阳佑等人完成采集任务还朝，明太祖随即下诏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官，纂修人员除一人外，均系新从各处征调来的，有朱右、贝琼、朱世濂、朱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殷弼、俞寅、赵埙15人为纂修官，续修《元史》。
同年七月，续修工作完成。
明朝对前朝纪传体正史的撰修工作，在元朝灭亡仅5个月后便全面展开，两次开局编纂，总计只用了11个月的时间。
这是自唐初官修正史制度化、规范化以来，撰修前朝纪传体正史工作开展得最为及时，撰修最为迅速，所用时间最短的一次。
但由于《元史》仓促成书，自然也存在不少讹误和不足，因此历来受到学者们的讥议，“书始颁行，纷纷然已多窃议，迨后为递相考证，纰漏弥彰”
[12]。
著名学者顾炎武、钱大昕、朱彝尊、赵翼、魏源等都曾对它加以指摘。
顾炎武指出《元史》中有一人两传的现象，“《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
，“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
[13]等。
朱彝尊说《元史》一书“其文芜，其体散，其人重复”
，“至于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皆乖谬之甚者”
[14]。
钱大昕对《元史》草率成书深为不满，在其《十驾斋养新录》中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
盖史为传信之书，时日促迫，则考订必不审，有草创而无讨论，虽班、马难以见长，况宋、王词华之士，征辟诸子皆起自草泽，迂腐而不谙掌故者乎！”
魏源在《拟进呈〈元史新编〉表》中也指出《元史》“疏舛四出，或开国元勋而无传，或一人而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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