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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
其后六年，又诏纂天下郡县志书，颁降《修志凡例》21条，由夏原吉、杨荣、金幼孜任总裁，于是天下州郡县纷纷修志。
永乐朝两次颁发修志条例，对志书内容的规范化有很大作用。
由于朝廷的重视，明朝从洪武到天顺的百余年间，曾连续不断地纂修总志。
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官修总志共五种，全在此时。
如洪武时曾修《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寰宇通志》。
永乐中，明成祖也曾诏修全国性的总志，惜未成书。
景泰七年（1456年），陈循、高榖奉敕编成《寰宇通志》，但未付梓。
天顺年间李贤等主修的《大明一统志》，以南北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区，每府、州分建置、郡名、形胜、风俗及古迹、人物诸目，并有简略的文字说明，这有助于了解明代政区及其概貌。
在全国总志频频编纂和不断向地方的“征志”
之下，推动了各府州县的修志工作。
各地修志蓬勃开展，正德时已出现了“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
[15]的局面。
到嘉靖、万历时，修志达到鼎盛。
嘉靖三年诏修郡国志书进史局，地方上湖广布政司左参政丁明于嘉靖中颁布《修志凡例》，规定志书的内容和各类目的具体编纂方法，于是地方修志形成了以地方官主持，有乡绅和名人学士参加的纂修体制。
在各级政权的倡导、组织之下，明代修志已相当普遍，州县修志蔚然成风。
许多省、县志书一修再修，方志体例结构也已相当完整，不仅有序、目录、图、正文、跋，而且有凡例、修志者名氏、大事记等。
由于修志体例较为统一，层次分明，所以志书内容联系也比较严谨。
明代方志种类繁多，撰述上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开创了卫所志和边关志的编纂。
这固然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但也充分证明了修志的现实意义，尤其是边关志的撰修。
明代边防以北方为重，然东有海防，西南有苗防，边关志就是以边关要塞重镇为记载范围，以军备、险要为主要内容，纂修者多为守边官吏或兵部职官，因而所述对边疆防御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据《明史·艺文志》地理类著录，这类方志有郑汝璧的《延绥镇志》、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苏祜的《三关纪要》、詹荣的《山海关志》、许论的《九边图论》、魏焕的《九边通考》、霍冀的《九边图说》、毕恭的《辽东志》、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及《天津三卫志》等，都是著名的边关志。
另外，志书中舆图分量也明显增多。
如成化《宁波府志》无图，嘉靖《志》则新设舆地图一类，其中绘有郡境图、郡治图、县境图、县治图、城图。
嘉靖《嘉兴府图记》自吴越分境以迄元，每朝一图，还有明初一府三县图，宣德后七县图，以及嘉靖时府及属县境图、卫所图、水利图。
万历《绍兴府志》有图多达101幅。
总的来看，明代除建文时未发现有志书编纂外，其余各朝均有编纂，其中以万历朝最多，嘉靖次之，洪熙、泰昌最少，有些地区还一修再修。
明代方志的区域分布是十分广泛的，但志书的修纂在地区分布上又是不平衡的，主要集中在当时的南直隶、浙江、北京、湖广、河南、山东等省，边远省区较少，这反映了明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但地方志的普遍撰修，使明代各地的沿革变化、山川形势、人口物产、民情风俗、名胜古迹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情况得以较为详细地记录和保存下来，成为研究明代社会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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