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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具体的人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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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思想和方法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发现了黑格尔以人的理性自由为立法出发点的国家、法与现实社会中物质利益的严重冲突。
马克思意识到，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必须深入到人的现实生活之中，研究物质利益的实际状况，在黑格尔抽象精神范围内不涉及物质利益问题。
另一方面，黑格尔的真理的具体性思想给了马克思极大的启发。
在黑格尔哲学中，真理的具体性是“思想的具体性”
，不是“自然的具体性”
。
思想的具体性对于感性来说是抽象的，它离感性最远；但感性的具体只是经验材料的丰富，缺乏思想内容和规定，所以，感性具体对于思想来说又是最贫乏、最抽象的，是片面的。
只有获得丰富全面的思想规定，才称得上具体真理。
思想的具体性是思想的全面性，是真理自己否定自己，又自己建立起自己的规定，“唯有这种正在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或在他物中的自身反映，才是绝对的真理，而原始的或直接的统一性，就其本身而言，则不是绝对的真理”
[58]。
马克思意识到，要想真正揭示人的本质，必须跳出抽象理性的框架，进入感性领域，进入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全面考察现实生活中的人及其活动，分析人是如何自己否定自己，又自己建立自己的本质的。
于是马克思开始了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人的思想之旅。
一、具体的人存在于市民社会中
通过在《莱茵报》时的经历，马克思接触到了黑格尔哲学中没有涉及的物质利益的问题，看到了黑格尔国家观同经验事实的矛盾，意识到黑格尔的立足于人类理性自由的国家观是抽象的，在现实社会中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必须对这种抽象的国家观加以批判，并从中找出国家与法和物质利益的真实关系。
为此，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去寻找批判的论据。
1843年7～8月，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学和国家与法的著作，写下了厚厚的五大本读书笔记，这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
马克思后来回顾了这一时期的思想历程：“1842－1843年间，我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
[59]
1.黑格尔：决定人的自我规定的国家是现实的和具体的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指出，“市民社会”
（CivilSociety）一词14世纪开始为欧洲人使用，其含义不仅是指单个国家，而且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政治共同体的状况。
在黑格尔之前的政治哲学中，“市民社会”
一词业已存在，其含义等同于“政治国家”
或“政治社会”
，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
亚里士多德提出，国家是社会的最高组织，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人类过最优良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对国家与社会作出明确的区分。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政治哲学家把“国家”
等同于“社会”
，并叫做“市民的”
社会。
17、18世纪的社会契约论者把市民社会描述为由自然状态通过缔结契约的方式形成的一种文明社会或政治国家，在他们那里，“市民社会”
是与野蛮、自然状态（注：人类在自然状态时期，只拥有家庭、村落、部落等一些简单的、原始的社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还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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