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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终取书器而出”
。
这寥寥数语，亦可臆测大概。
其实更有甚于此的，据鲁迅告我：见他们的气势汹汹，叫朋友帮忙的态度时，鲁迅就说：“这是我周家的事，别人不要管。”
张、徐就此走开。
而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铜香炉，正朝鲁迅头上打去，又经别人抢开，才不致打中，这时候又数说了许多不是处。
鲁迅当时就答说：“你说我许多不是，我从在日本起，因为你们两人每月只靠留学生的一些费用不够，才回国做事帮助你们的，这总算不错了罢！”
当时周作人一挥手（鲁迅学做出手势）说：“这以前的事不算！”
就这样闹开了。
事后听鲁迅分析事情的经过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闹过，结果她闹得比他还凶。
自此周作人考虑到，要对家内求得安宁，就得把阿哥牺牲也在所不惜，二者相权，是较为得计的。”
但现在阿哥又可以卖钱，写写阿哥的事情也可以投机，就吮吸死人也可以营养自己的身体了。
如其说对阿哥怎么怎么好，那是蒙蔽世人的诡计，天晓得究竟是怎么回事。
经过这样并不光彩的斗争而向信子软化的结果，进一步就是向敌人投降，国事、家事都一样。
从此信子就更加跋扈，另一方面自然就是周作人更加迁就。
那么友爱的兄长都可以牺牲了，其他自亦不在话下。
从这条路线追寻下去，鲁迅说：“她们（指日妇们）刚从日本归来，住在绍兴，那里没有领事馆，她们还是处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发脾气撒泼起来，至多装晕死过去。
有一回她的兄弟重久在旁，拆穿她的装腔作势，说不要理她，自己会起来的。
这才把长久吓得家里人对她死过去束手无策的戏法拆穿了。
待一到北京，她就跑日本领事馆，事事请教日本人，一有风声鹤唳，就扯起日本旗。”
她们唯恐日本不侵略中国，日本来了，她们有好处，这就是她们的卖国目的，也就是周作人之流的汉奸卖国贼说法：中国工业不如日本，农业中国，工业日本，请日本人来治理中国的亡国政策。
所以说，日本女人的看法不对，还更是汉奸周作人的卖国思想不对。
鲁迅是何等样人，对这种思想暗流的日见显著，其不和是有由来的了。
周作人的连处理家务也怕麻烦的性格，眼前利益又使他迷失了方向，既可做高官（伪），又有厚俸，更兼妇人的自动投靠促进，于是一拍就合，把民族利益轻于个人利益而落得个汉奸收场，这是他们兄弟二人各殊行径的大分野。
这里是一个知识分子只计较个人眼前苟安享受，忘了国家民族气节的典型发挥到高度的、不可救药的程度的反面教材。
后来他在北大投靠胡适，鲁迅就知道这人的不可救药。
是对人们的教育有深刻意义的。
鲁迅的被侮辱与损害，就在其次了。
据鲁迅分析：“三一八”
惨案发生以前，周作人的态度还是好的，是和大家一致向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因为并没有直接威胁到他的生活。
待到1926年9月，女子文理学院[1]又第二次被任可澄教育总长同林素园校长率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见《华盖集续编》），到校硬指徐某为共产党，眼看当场又想捕人的时候，周作人考虑到切身利害，不敢再斗下去了。
曾在《语丝》96期《女师大的命运》那篇文章上，岂明（即周作人）说：“经过一次解散而去的师生有福了。”
其意即指留下的人是不幸的。
不幸而要幸，流亡生活又不舒服，则惟有朝着当权者的旨意行事，则不难设想：谁当权就顺从谁，个人目前既得温饱，又免于政治（汉奸霸占的局面）的迫压，事后还可以打扮自己为入地狱的菩萨，总胜落入日本人之手一筹，以告无罪于人的苦心撒谎话，冀求人们谅解以自解嘲，终至于其所行为，前后判异。
以与鲁迅的骨头最硬，绝不妥协的精神迥异。
一则只顾个人，一则全为大众，距离稍异，总账则悬殊实甚，真可谓履霜坚冰，其来有自了。
有时鲁迅又会意味深长地说到自己：“我幸而跑到南方来，看到、学到许多有意义的教育，如果仍留在北京，是不会有那么些东西看到的。”
但周作人却对人说；“我不到南方去，怕鲁迅的党羽（指左联的人们）攻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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