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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多数较为年轻的作家，至少是那些小有成就的，从一开始就有“政治性”
。
我相信，到了危急关头，会有一种可怕的危险，那就是知识分子可能主要会倒向法西斯主义。
只是危急关头何时到来还很难说，很可能取决于欧洲的事态，但可能两年甚至一年之内，我们就会走到决定性的时刻。
到那一刻，任何一个稍有头脑或正义感的人，就会从骨子里明白，他应该站到社会主义这边。
但他不一定会自发地过来，有太多古老的偏见在阻碍他。
他需要被说服，人们要在理解他的观点的前提下说服他。
社会主义者再也浪费不起任何时间去对已经皈依的人传道了。
现在的工作是要尽快发展社会主义者，但常常，他们非但没有这样，反而在制造法西斯主义者。
我所说的英国法西斯主义，倒不一定指莫斯利和他那些满脸粉刺的追随者。
英国法西斯主义可能来得悄无声息、面貌模糊（很可能，至少一开始，不会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而且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带有莫斯利印记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式重骑兵恐怕充其量只是一个玩笑。
尽管就算是莫斯利也值得注意，因为经验表明（参看希特勒、拿破仑的政治生涯），对一个政治野心家来说，在其生涯初期不被人当回事，有时是一项优势。
但我此刻考虑的是法西斯的心态，他们无疑是在争取见识不高的人。
知识界出现的法西斯是一种镜像——实际不是社会主义的镜像，而是一个貌似真实的、社会主义歪曲的翻版的镜像。
说穿了，它只是打定主意要和虚妄的社会主义者对着干。
如果你展现社会主义的角度不好，有误导性——如果你让人们以为，社会主义差不多等于在马克思主义道学先生的指挥下，把欧洲文明倒进下水道——你就有把知识分子赶到法西斯主义那边去的危险。
你吓得他采取一种愤怒的防御态度，根本不肯听社会主义这一套。
这样的态度在很多人身上已经清晰可辨，包括庞德、温德汉姆·刘易斯、罗伊·坎贝尔等作家，大部分罗马天主教作家和很多道格拉斯信贷团体人士，某些通俗小说家，甚至，往深层追究，还有像艾略特及其无数追随者这般高高在上的保守派高雅文人。
如果你想要一个明白无误的例证来说明英格兰渐高涨的法西斯情绪，就看看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无数写给报社支持意大利举动的来信吧，再听听法西斯在西班牙兴起时，天主教和圣公会双方牧师们的欢呼雀跃。
要抗击法西斯主义，就必须理解它，也就意味着要承认它不仅有恶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
当然它实际上只是一项臭名昭彰的暴政，它获取和把持权力的手段就连它最狂热的信徒也不愿谈及。
但隐藏的法西斯情绪，那最初把人们拖到法西斯阵营的情绪，可能没有这么卑鄙。
《星期六评论》想让人以为，这种情绪只是对布尔什维克魂飞魄散的恐惧，但有时并非如此。
凡是稍稍注意过这项运动的人都知道，一般的法西斯主义者常常心怀好意——例如，是真真正正迫切想为失业大众谋福利的。
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法西斯的力量来自各种保守主义，有坏的也有好的。
对任何喜欢传统和纪律的人，它已经有了现成的吸引力。
听了一肚子社会主义宣传后，你很容易会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欧洲文明所有优秀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
就算是法西斯最可恶的标志性恶霸，一手拿着橡胶警棍，另一手拿着蓖麻油瓶时，也不一定觉得自己是个恶霸。
他更有可能觉得自己像朗塞瓦尔峡谷口的罗兰，在保卫基督教世界，抵御蛮族。
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法西斯在各地高歌猛进，那这大部分是社会主义者自己的错。
部分要归因于社会主义破坏民主的错误策略，这是在锯掉你存身的根基，但更要归因于，社会主义者可以说是突出了他们事业中错误的一面。
他们从没有说清楚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在于正义和自由。
他们的眼睛死盯着经济事实，在假设人没有灵魂的基础上发展，或明白或含蓄地把物质性的乌托邦设为目标。
结果，由于人们本能地反感享乐和廉价的“进步”
理念，法西斯得以利用所有这类本能，得以扮成欧洲传统的拥护者，诉诸基督教信仰、爱国主义、尚武精神。
单单用“集体变态”
之类的简单短语把法西斯一笔带过，不只没用，更大大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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