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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许多考古学家都是这样的。
邹衡先生以前是学法律的，我的导师徐苹芳教授其实是学新闻的。
当时我的考虑就是既然学不了别的，只能按照这个方向走，是金子总会闪光的，所以就逼着自己学，逼着自己钻。
到了1983年的侯马实习，我就已经成为一个铁杆考古人了，好多同学巴不得实习少点，但是我回校报考研究生后，又跟一个老师坐火车回到了侯马，在冰天雪地的时候，又接了一个探方，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就那么干下来了。
许知远：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尤其大学校园里是一个非常活跃和开放的地方，整个中国社会好像从一个寒冬中突然复苏，到了春天的感觉。
当时山东大学对于年轻人来讲是什么感觉？
许宏：非常活跃。
当时学考古摄影，我们根本买不起相机，学校有考古摄影课，就发相机让我们出去拍照。
我记得很清楚，校园里面搞行为艺术，后来被学校保卫处勒令停止了。
许知远：什么行为艺术？
许宏：大概是在一个小树林里，都是男生艺术家，大长头发半**那种造型，非常新奇。
校园里面的氛围也比较活跃，像学生会竞选这样的活动，让整个食堂门口非常热闹。
那个时候像歌里唱的一样，有种“在希望的田野上”
的感觉，没有世纪末情绪。
所以我们这代60后还是幸运的，拥有严冬过后的一个春天。
说到考古这一块，当年最终选这个专业也是因为我们圈内有一种说法，叫“上了贼船，躲进避风港”
——考古虽然非常辛苦，也许还很枯燥，但因为是研究几千年之前的事，所以没有太多敏感的东西。
我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受益于这个专业，有了一种看问题的大历史视角。
▍ 在山东大学校门口
许知远：20世纪80年代初的考古学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许宏：这个非常有意思。
现在我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大转型的鼓吹者，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形成共识。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仍然生活在我们的大师所开创、建构的一个时代。
我们当然还生活在李济（被称为“中国考古之父”
）的时代，生活在张光直的时代，这后面还凭着一股惯性。
我们提倡中国考古学现在处于大的转型期，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此前中国考古学做的主要就是分期和谱系建构，搞清楚一个地区的文化面貌，首先要通过这些盆盆罐罐，建构文化史的分期和谱系框架。
没有现在大家公认的二里头一到四期这样一个框架的话，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三代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大的突破。
这是第一个阶段。
我们一些学者提出或者认可，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这个变化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
现在看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解放思想，中国考古学已经开始从以文化史为主的考古学转向社会考古学。
20世纪自5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中原中心论、单线进化论，到我上大学的80年代初期，正好是从苏秉琦先生他们开始，各地的考古工作突飞猛进，一些比较重要的遗迹，如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开始被发现了。
在思考这些的前提下，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把整个广袤的东亚大陆分成6个大的区系，这些大的区系各自有其演变脉络。
苏先生用了一个最通俗易懂的形容词叫“满天星斗”
，这给了当时的中国考古学界以震撼，转变了我们以前中原中心的认识，各地开始建立区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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