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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最具产品思维”
的考古人——中国网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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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4日，田野考古报告集《二里头（1999—2006）》以“重大人文基础研究成果”
形象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发布会”
。
发布会上，一位学者用了10个“之最”
来概括二里头遗址新世纪以来增添的新纪录：在这个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上，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殿建筑、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宫殿建筑群、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官营作坊区和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车辙；从研究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而田野考古报告集《二里头（1999—2006）》是迄今为止中国遗址类报告中体量最大、参与编写作者人数最多的一本考古报告。
“这个报告可以用‘15年磨一剑’来形容。
所有科学研究的成就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取得的，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也不例外。”
这位对二里头了如指掌的学者，正是现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
他还被媒体誉为“公众考古的践行者”
：将自己的研究心得通过写博客、微博等方式分享给社会公众，解答网友有关考古的疑问，帮助考古学科走出象牙塔，也把神秘的田野考古带入公众的视野。
懂需求、会沟通、善分享，许宏是一位具有互联网精神的学者，若要送一个“之最”
给他的话，大概是“最具产品思维”
的考古人。
▍ 《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左）
▍ 《何以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右）
中国网：在大家的印象里，好像考古学家尤其是田野考古学家都会刻意与媒体和公众保持距离，撰写的报告也仅仅用于考古圈内部交流，外人一般接触不到，即使接触到了也很难看懂。
许宏：是这样的。
这是职业考古人以往的想法，有一部分原因是社会发展的局限性。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契机就是因应大众的渴求。
近百年来，为了解决一些本源问题，考古学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从田野做起，建构起了对中国上古史的框架性认识。
由于专业的特点，考古学必须建立起一套自身的话语系统，来解读这部无字地书。
我们的前辈包括我们这些当代考古人，花了大量的精力泡在田野上苦苦探索、推敲琢磨，寻找解译地书的密码，这就使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考古学给人以渐渐与世隔绝的感觉，甚至与这个学科关系最为密切的文献史学家，也常抱怨读不懂考古报告，说解读无字地书的人又造出了新的地书。
经过几十年来学术成果的不断累积、学科的不断成熟，考古学已开始尝试解答一些大众关心的问题。
考古人也开始抱有更多的自信，社会责任感在增强，开始有走出象牙塔，把自己的成果回馈于社会的自觉。
按理说我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来做考古，让考古学科走出象牙塔、把考古成果转化成公众产品回馈社会，应该是我们的义务，以前的封闭和保守是不正常的，当然也有历史的、学科发展阶段性的原因。
中国网：我看完您写的《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后，和一位微博网友产生了共鸣，他的微博是这样写的：“如今真正有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会讲故事的虽然有那么一些，又都去写小说了，又有学问又会讲故事的可是凤毛麟角，这位许宏先生也算是一个……”
的确，据我所知，不是所有的主流学者都愿意写这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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