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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城市起源的过程中，连夏商时代城墙的有无都不能作为城市或都邑的一个指标，它本身是不是城市是要进行思辨和分析的。
这样一来，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我就一直在城市和城址之间相互切换，不能把龙山时代或之前的一个城址，也就是被圈围起来的一个聚落遗址直接认定为城市。
经过这么多年的田野工作和综合研究，我现在更强调考古学本位的研究——考古学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考古学应该扬长避短，而非扬短避长，我一直强调这一点。
城邑所涵盖的面要比城市大得多，而考古学最得心应手的是聚落形态——聚落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过程。
于是我便想，如果着眼于圈围设施的有无和存在状态等，那不就是城邑的研究吗？如果将研究的主题从“城市”
转换为“城邑”
，不就扬长避短了？
但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城市这些抽象的概念，大家都很关心又仁者见仁，我的这部专著，它肯定有我个人的史观在里面，对于上述问题都有明晰的界定，甚至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同时我又希望它是一部“引得”
（索引）性质的工具书，做考古学本位的研究，不做过多的结论推衍。
举个例子，作为资料的考古报告是永存的，而学者的论文、论著等都是“各领**几十年”
，有的几十年还不到。
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工具书：上编是用来读的一个正文框架，当然插图也可以用来查，比如说加了二维码的400幅图；而下编的基础表格和论著存目就是用来查的。
一般初入门的考古专业学生和爱好者，甚至考古工作者都读不进去考古报告，因为考古报告是用来查的而非用来读的。
它必须形成考古“八股”
的格式，必须是你想找什么，马上就可以从中找出来，如果你不按这个“八股”
来，就找不到。
所以，我对它的定位是一部述而不作的“引得”
性质的专著。
由于这样的定位，我便想这个书名是不是可以从《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改为《先秦城邑考古》，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思路。
城邑已经超出用城墙围起的聚落（walledsite），其圈围设施（enclosure）还包括环壕、栅栏和部分利用自然天险构筑的各类工事。
同时，它不仅仅作为防御之用，也可能用于区隔不同的人群，在早期城垣出现之前，环壕常用来行使这种功能，所以城垣不是界定城邑的唯一要素。
换句话说，我就是讲这些具象的、带有区隔或防御性设施聚落的早期演变史，是一部关于“围子”
的上古中国史。
同时要从城邑的嬗变中把握城市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脉络来。
澎湃新闻：您在《先秦城邑考古》中划分了5个阶段：前仰韶时代、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二里头—西周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划分的依据为何？
许宏：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是分成三大阶段的：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夏商西周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
现在分为5大阶段，由于研究视野从以前仰韶文化晚期的公元前3500年追溯到上山文化的公元前7000年，就包括了前仰韶和仰韶阶段，之前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是没有的，它只限于狭义的城址（围垣聚落）。
前仰韶、仰韶和龙山时代的提法，即在史前时代当时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把原本用来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小地名（如仰韶、龙山）扩展到指代其所处的大的时代，由于当时还没有像后世那样的核心文化出现，所以这种时代定名就是个权宜之计，一个代号而已。
所以这5个时代不是同一层级的，它们又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的阶段：前三个时代（前仰韶、仰韶、龙山）是无中心的多元时代，二里头—西周是有中心的多元时代，即广域王权国家出现的时代，东亚大陆核心文化出现于二里头，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对前仰韶、仰韶、龙山时代的叙述都是按照自然顺序先西后东、先北后南，以前的论著往往是先说中原，但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化上的中原中心，我一直强调“满天星斗”
是无中心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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