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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考古学文化的思索肯定比民国时的先辈更进了一步，这是好事。
西方学界更喜欢归纳出一些model（模式），模式比较容易看清楚一些问题，但要注意的是，这些模式是不是对考古材料所做的人为的聚类分析？我们是不是也要充分意识到这些东西如果操之过甚的话，会影响到我们对历史复杂性的把握？本来是比较复杂的东西，一旦被我们条分缕析地聚类分析之后，那么它就倾向于定性分析了，我们就容易有思维定式，便不利于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
譬如说当下的西方学界已开始解构考古学文化了，这是极富启发意义的。
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应该是比较适合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即在混沌模糊的情况下所做的聚类分析，但考古学文化之间不是泾渭分明的，并不像当代国境线那样，当时有飞地，也有犬牙交错，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受外来影响的差异明显，所以我前几年呼吁要做聚落本位的、精细化的研究，也契合考古学研究的潮流。
立足于不受以往框架或单线进化论的影响，从具体的考古学材料出发，做大的梳理、最小限度的分类。
刚才提到的分阶段，如果连这个都不分，你就不能理解这1000多座城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它的发展脉络、文化谱系、社会背景等等。
我写这本书时，极力压抑自己对历史梳理的冲动，试图让它跟考古报告一样具有可逆性：我做的初步分类你完全可以打破，你也完全可以根据我给出的东西做出另外的梳理。
存在于如此宏阔复杂的时空和社会文化框架中的城邑，当然不能简单地用单线进化论的模式去理解。
譬如经过梳理，我就不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都邑承上启下，而是有很大的断裂，那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状况决定的。
▍ 1981年，张光直先生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无论是城市起源、国家起源、文明起源等都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如果做空间切片的话，它们在同一时段彼此都具有不平衡性，做大的阶段划分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说公元前2300年大家统一进入龙山时代，可事实并非如此。
本书权且勾画出一个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就会让人看出城邑及其所属考古学文化甚至人群的相互关系来，以此为线索可以做更为深入的思考，我相信从这部“述而不作”
的著作出发，还可以再写出几本学位论文来。
澎湃新闻：您在本书中借用了“大数据”
的概念，那么“大数据”
的运用在网罗殆尽考古材料的同时，对以往的认识有无改观？
许宏：大数据为什么重要？以往我们在审阅学生的论文时，对那些建立在对资料随机取样基础上的论文评价不高，因为价值不大。
几乎在所有问题的研究中，量化分析都是必要的，所以这本书中的材料收集是竭泽而渔的。
这样才能让后人对全貌有一个了解，通过这部书能更好地使用原始材料，才具有可逆性，方便进一步深化研究。
通过这种“大数据”
的梳理，我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认识或给以往的认识提供了更确切的证据。
如相比之下，进入“大都无城”
时代的二里头—殷墟时期城邑大幅减少，人口集中于都邑及其所在区域的特征非常鲜明；从城邑数量和密集程度看，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筑城运动，等等。
◎城墙未必是社会复杂化的必要条件
澎湃新闻：您在《先秦城邑考古》中使用了环壕聚落与垣壕聚落的概念，请问二者分别指的是什么？有无高下之分？在龙山和二里头—西周时代出现的垣壕聚落能否视为社会复杂化的表征？
许宏：顾名思义，从字面上就能推断出它们的意思。
有些概念中国考古学界不怎么使用，环壕聚落与垣壕聚落是从考古学本位的聚落形态的角度来界定的。
一般情况下，圈围设施向下挖壕沟比较简单，它一般具有防御性，如防御野兽和外敌，或是仅具有聚落外围界标的性质，所以我界定的城邑只是带有防御或区隔设施的聚落，或者说城邑等于圈围聚落。
前仰韶到仰韶时代大都是环壕聚落，圆环状的，越早越没有“方正”
的概念，方正的城邑是在龙山时期的中原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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