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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虽是鲜卑人，但他却懂得根据中国历史，改变赋税政策，把田租额减轻到略等于汉代，如是则农民都愿改报户籍转为国家的公民。
但政府同时也放宽限度，允许大门第可以依照一般公民的分配额，多耕十倍或几十倍面积的田，这是所谓“占田”
。
这是直从东汉末年以来土地制度上一番大改革，但也在和平过程中完成了。
唐代沿袭北魏均田制而成为“租庸调”
制，大体仍和均田制差不多。
这制度的好处，一是田地平均，二是租额轻减，但不久此制又失败了。
任何一种制度之推行，必须有一种精神与之相配合。
没有一种内在精神去配合推行，制度是死的，积久了一定会失败。
譬如要平均田亩，必须具备详尽的户口册。
唐制户籍共需三份，一份呈户部（如今内政部）。
一份送州（如今之专员公署或省政府），一份留县。
这些全国农民的户口册，三年改造一次，每次均要三份。
一次改造称为“一比”
，中央政府保留三比，即旧籍三份，共九年的存卷。
地方政府保留五比，即旧籍五份，共十五年的存卷。
生死的变更，逃亡的发生，全国每天都不免有这些事故，都不该马虎。
若办事人稍一疏忽随便，户口册便逐渐不正确，而整个制度也必然要失败了。
唐代自租庸调制失败后，改行“两税制”
。
一亩地抽夏、秋两次税，只问田，不问人，又恢复到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买卖的情形。
此后历经宋、元、明、清，土地永远私有，田亩永远可以自由买卖，虽有人再来主张土地公有，平均分配，可是始终没有实现成事实。
但唐以后的土地兼并和贫富不均，比以前略好些。
这因为隋唐以后采用了公开考试制度，报考的名额不断地放宽，而非经考试不得人仕，即使宰相子弟也不例外。
这一制度推行了，以前的大门第逐步衰退而终于不存在，所以此后中国社会虽不能无贫民，却没有像古代封建时代之大门第与大贵族。
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上“士”
和“农”
相配合的理想，这在古代《管子》书中已提到。
汉代士人，大体由农村出身。
唐以后的制度，属于工商籍的户口不准应考。
因此士的一流，也只有从农民中产生。
中国人一向爱多子女，这也不尽在乎某一种的宗教观念。
如一家有三子，由两子种地，让另一子读书报考，考中了可以入仕做官。
往往一个农民家庭，勤俭起家，留一个儿子读书进入士流，报考当官，得机会可以做到宰相或其他高位，便可以购地造屋，退休做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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