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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过，是一家银行的代理人，还有一个民主联盟的议员，这一切听起来非常像工业信贷与贴现银行，也就是佩里顾银行，它已经在几个月之前破产倒闭了，带走了好几百个小储户，还有就是那个同样也姓佩里顾的议员，他侥幸逃过了一劫。
至于反动报纸《晚报》的记者，那就不管他是哪一个了，全都是半斤对八两，一路货色。
如同玛德莱娜那样，你心里无疑会想，到底是什么样奇怪的理由，竟然促使一个像迪普雷那样的工人，接受了如此的建议。
那是因为，你瞧，他以前曾经怀着能跟好多好多人共同分享的坚定信念参战，相信他参加的会是最后战争中的最后一场。
他响应了国家的召唤，履行了公民的义务，但是国家它，并没有履行它的承诺。
在经历了三十多个月的无法形容的地狱生活，失去了两个兄弟以及自己拥有的一切（他是北方省的人，那里的一切都被战争扫**得干干净净）之后，他越来越觉得，这场战争之后还可能继续会有另一场战争。
退伍以后，他为玛德莱娜·佩里顾的丈夫亨利·德·奥尔奈·普拉代勒工作。
在战场上，这个军官曾残酷地盘剥他手下的士兵，而到了战后，这个没落的贵族，野心勃勃的暴发户，则拼命地剥削手下的工人，而且，首先就是从他迪普雷身上干起的。
他会把遇到的第一批人都打发去见死神，而且，第二批也一样，逃不了一个死。
资本的强大力量，资本家的寡廉鲜耻，社会的不公，全都在迪普雷的耳边拼命吼叫，而1917年俄国革命的消息深深地震撼了他。
仅仅是复员归家这一遭，就让他充分感受到，在一个对自己的英雄都漠然无视的法国，找一份工作有多么艰难。
再加上在奥尔奈·普拉代勒的企业中做工头的令人沮丧的经验，足以让迪普雷感觉自己被推向了共产主义的朦胧远景。
他在1920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一年后交回了党证。
经历了四年的战争磨炼之后，他实在是受够了等级制的压迫，还有纪律的严格束缚。
但是，由于还保留了砸烂一切的疯狂愿望，他突然转向了某种形式的相当个人化的无政府主义。
他太理性主义了，根本做不到像人们以前做的那样，在随便什么地方安放炸弹（他不相信牺牲者的效用），或者暗杀一个共和国总统（他不相信什么象征意义）。
他也太个人主义了，无法在一个组织中积极活动（他不相信集体），他独自一人生活，不怎么说话，因为他实在很难找到什么人可以跟他分享一下观点。
他的个人主义近乎于自私自利，让他成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居者。
社会真的好有运气，没让我变得更为暴烈，他常常这么想。
他在心灵上是绝对自由主义的，就如同好多人内心里是信徒那样，但那只是对他自己，根本不需要向其他人提供这样的表现。
一个没有私有制而靠自由协会来协调的世界的远景，对他也不会更具说服力。
并不是因为他拒绝无政府主义理论，而是因为，战争本身以及战后的经验早已把他掏空，他的活力纯粹是消极性的。
他频繁更换工作，因为一旦有斗争的机会出现，他总是会紧紧地抓住，去支持工人们种种合理合法的要求，为罢工辩护，与权力相抗争，而到头来，却总没什么好结果。
说到底，对于迪普雷，帮别人毁掉一个银行家，粉碎一个资产阶级的议员，搞掉一个反动记者，那都属于一个有利于混乱，有利于动**的任务。
都是一种小小的破坏行为，并无什么英雄主义可言（他不相信英雄），而只有那类行动，才能给他带来成功参与了制造混乱的美好感觉。
这是一个相当小的房间，但狭小还不是最主要的不便，不，主要的问题，是声音。
不是邻居那里传来的声音，而是他们不让你制造声音。
房间刚刚整理好，保尔刚刚把第一张唱片（歌剧《图兰朵》，第二幕，索朗日：“Iareggia，orsonmill’anniemille，ungridodisperatorisonò.”
[1]）放到留声机的唱盘上，楼上的克雷兰多先生就用扫帚柄猛烈地敲响了自家的地板，也就是他们的天花板。
两分钟后，他摁响了门铃。
弗拉迪嘴角挂着一丝微笑，把房门开得很大很大，仿佛在欢迎一个婚礼队列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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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兰多先生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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