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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谓当时提出了怎样的异议——关于方法和道德准则，关于刚刚开始运转或者从一开始就在运转的各种团体；也无所谓对于我们而言，在我们的社区里，在“马路的我们这边”
，政府是敌人，警察是敌人，“那边”
的政府是敌人，来自“那边”
的士兵是敌人，来自“马路对面”
的政府捍卫者准军事组织是敌人，再扩展开来说——多亏了疑心病、过往历史和被迫害妄想症——医院、供电局、燃气公司、自来水厂、教育局、电话局的工作人员，以及任何穿着制服或者容易被误认为穿的是制服的人也是敌人。
反过来在我们的敌人眼里，我们也被视作敌人——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那些极端的日子里，如果没有在地下秘密活动的反政府派，在整个世界上，还有谁能作为我们和这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联合敌人阵营之间的缓冲？
当然，你不会这么说。
这就是为什么十八岁的我没有谈论反政府派，不愿意反思他们，拉下百叶窗，把跟他们有关的话题挡在外面。
我想在我的心中继续保持理智，我当时认为自己是理智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准男友，至少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谈论反政府派。
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他潜心于汽车，就跟一些人痴迷于音乐一样。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只是不知道如何才能避免成为狂热的拥护者。
因此，有一种敬重——至少是对老派反政府派的敬重，那些人出于道德原则进行抵抗和斗争，最后死掉或成为政治犯——就像妈所指出的那样，把大量的“流氓、俗人、事业狂和私心”
都吸引了进来。
所以，是的，让盖子一直盖着，买老书，看老书，认真思考那些卷轴和泥版文书。
这就是当时十八岁的我。
准男友也一样。
我们不讨论这个，也不反复思考这个，但是当然，我们和其他人一起，一天天、一滴滴地吸收它带来的日常影响。
如今，在这个送奶工一直以来的帮助下，变成了这种情形：我自身的可怕幻想和大难临头的感觉预言了准男友即将死于暴力。
当然，这不算真正的预言，因为这个送奶工已经用他那套措辞作了详细的描绘：死于汽车炸弹，但汽车炸弹可能并不是实际上采用的方式，只是举个例子，用来展示画面和效果。
也不会是他来自“另一边”
的工作上的同事（如果有的话）出于宗派主义的观点想要杀死准男友。
不是。
就好比送奶工并不是为了在水库公园里跑步而在水库公园里跑步，他是为了接近我，而准男友可能因为任何一种政治问题被杀害，但送奶工要杀害他实际上是出于被掩饰的、对他跟我之间的两性关系的嫉妒。
这似乎就是送奶工在我们的谈话中重点强调的言下之意。
所以，在这些想法一闪而过之际——这是一些充满困惑和焦虑的想法，不是我通常所触及的十九世纪文学里的让我感到安稳的想法——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知道如何不去回答，回答就等于对抗、提问、催促澄清。
那样做绝对不会管用。
我知道他知道最终我会理解他对我说的到底是什么，以及我出于社会性的习惯假装他没有对我说的是什么——这不只是社会性的习惯，还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
我身处大众的、草根的阶层，甚至无权知道这个男人是不是反政府派，不管怎样，这就是事实，因为我确实不知道。
我相信他是反政府派，仅仅是因为这里所有不能被提起、结果却又被提起、同时依然裹着一层不能被提起的外衣的那些事件中，广泛存在着一种“理所当然”
的态度；这个事件——也就是送奶工是不是反政府派——不能被提及，于是坊间会被说成“别傻了，他当然是的”
。
我应该相信这一点，就跟应该相信这里的其他某些人也是反政府派一样。
然而，对比最近发生的其他一些不能被提起的事件——比如我跟送奶工有私情，但我自己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而其他人都不清楚——有没有可能类似地，这个男人也根本不是准军事组织成员？他可能是某个投机分子、某个幻想主义者、那种沃尔特·米蒂[8]式的人物，完全不是真实的自己，试图甚至成功地在自己的周围建立起神秘的威望——在送奶工的例子中，他假扮的是某个最高反政府派情报机构的情报收集人员——一切都建立在别人对他的误解的基础上。
有没有可能送奶工从一开始就是个“扶手椅上的支持者[9]”
，对反政府派抱有**和幻想的那种人，有时候会变得疯疯癫癫，他们自己先开始相信，接着会暗示别人，再往下甚至吹嘘自己也是个反政府派？确实会发生这种情况。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
某某·某某之子的身上就发生了这种事情，那个男孩在送奶工死后想要威胁我，他把我逼到这个地区最受欢迎酒吧的厕所角落，当时他肯定正在着迷地幻想自己是某个最高级别的反政府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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