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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即使医生让他通过，那也没有轻松工作可做，但那样他就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公司也可以省下每周的十五先令。
看着这个男人去煤矿公司领取赔偿金，我猛然意识到地位仍然能造成天壤之别。
这个男人干的是所有工作中最有用的，为此成了半个盲人。
如果人真的有权利可言的话，那他有着无可争议的权利去领取他的救济金。
但可以说，他无法要求这份救济金——比如说，他无法在自己愿意的时间以自己愿意的方式来领取。
他必须在煤矿公司规定的时间，每周去一次公司，等他去了那里，他要在寒风中等上几个小时。
就我所知，他还应该对给他钱的人脱帽致礼，表示感激。
可无论如何，他都得浪费一个下午，花六便士的公交车费。
而对于一个资产阶级的人——即使是像我这种底层资产阶级——情况都是大不一样的。
尽管我挣扎在温饱边缘，但我的资产阶级地位还是附带了一些必然的权利。
我挣得不比矿工多，但我的工资至少是以一种绅士的方式打进我的银行账户里，任我随心所欲地取用。
而即使我的账户见底了，银行的人也还是客客气气的。
这琐碎的不便与侮辱，默默的等待，事事要由着他人的方便，在工人阶级的生活中是与生俱来的。
无数种力量不断打压着工人，把他逼成一个被动角色。
他做不了主宰，他要受人宰割。
他觉得自己是神秘权威的奴隶，坚信“他们”
绝不会允许他做这做那做别的。
我以前摘啤酒花的时候，问过汗流浃背的摘花工人（他们每小时挣六便士以下），他们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工会？他们马上回答说“他们”
绝不会允许。
“他们”
是谁？我问。
似乎没人知道，但显然“他们”
是无处不在的。
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一生中都认定，在合理的范围内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因此，面对压力，往往“文化人”
会挺身而出。
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有天赋，而且这种“文化”
本身通常百无一用，但他们习惯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因此有脸发号施令。
似乎不管何时何地，想当然就该他们挺身而出。
在里撒加雷的《公社史》中，有一篇有趣的文章，描述了公社遭到镇压后发生的枪决。
当局要枪决罪魁祸首，由于他们不知道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他们就按照上等阶级者为祸首的原则来挑。
一位军官走过一列囚犯，挑出那些看起来可能的。
一个人因为戴手表被枪决了，另一个因为“长了一张聪明的脸”
被枪决。
我并不想因为长了聪明的脸就被枪决，但我确实同意，几乎所有的暴动中，带头者往往是说话带H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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