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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女性犯罪嫌疑人会说服自己和其他人，自己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的，是有正当理由的，她会把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作为替自己开脱的理由。
也许确实存在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但这种不公正对待已彻底被扭曲而失去了原本的样子，变得令人无法忍受。
因此，从犯罪嫌疑人对她所处环境的反应可以轻易得出一系列结论，如果它们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则会更具说服力。
在这段时间内，这些结论可以按时间排序，这些排序可以证明一个缓慢且清晰的情绪方面的增强。
当然这样的分析很麻烦，但如果系统地去做就会有较多收获。
克服被发现的恐惧使用的自我说服技巧也能为我们提供另外一种形式的帮助。
通常，这些技巧比较普通，并指向一个事实——设想中的犯罪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提前发生，一切都是精心策划。
虽然目前已没有危险，但当需要利用某种流行观点，尤其是迷信、习俗和假想时，她们就需要认真考虑。
例如，假设一个年轻女人因为钱而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龄大很多的男人，现在她想要摆脱年迈的丈夫。
这就应验了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即年纪大的男人在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后不久就会死去。
这种说法主要的判断依据是生活方式的完全改变、不寻常事情的发生、刺激、极度紧张，可能还使用了兴奋剂等，最终造成这位丈夫身体虚弱、生病最后死亡。
但是公众不会做出这种推断，他们只会不问缘由地认为当一个年纪大的男人迎娶一个年轻的女人，他会死去。
因此年轻的妻子会想到：“如果我使用别人不知道的毒药，那就没人会怀疑丈夫的死因。
这只是一个所有人都认为一定会发生的事实。
年纪大的男人迎娶年轻的妻子就会死去。”
这样的认知很容易诱使一个无知的女人并对其行为产生影响。
当然，这些认知过程无法被直接观察到，但也不会失控，前提是大众认可的某些事情的相关看法能够形成一种标准。
因此他们对嫌疑犯的诱导可能有助于我们做出一些有用的推断。
[30]
关于儿童谋杀，对精神状况的考虑并非绝对必要。
当然，必须确定他们是否在场，因此，首先有必要了解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特征。
这些行为特征在任何有关法律医学、法医精神病理学和犯罪心理学的教科书中都有记载。
许多年纪较大的作家[31]、权威人士引用的大部分案件表明，如果女性处于最佳状态下并多次以类似的行为行事且处境令人同情，那么就可能会立即被假定为儿童谋杀嫌疑人。
这些案例还表明，世界上最美丽无害的生物在分娩时或在对其孩子和丈夫产生憎恨后不久也会变成凶残的“野兽”
。
很多儿童谋杀案都可以通过一些动物在分娩后会吃掉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习性来解释。
这样的案件使我们在处理儿童谋杀案时要求精神病医生对母亲的精神状况进行彻底检查，并以心理学家和人道主义者的身份解释与儿童谋杀案有联系的一切因素。
同时必须要牢记正是这种态度造成了最危险的结果。
立法者没有进一步考虑到母亲的精神状况，并使谋杀儿童的惩罚比普通谋杀轻得多。
因此推断没必要研究引起儿童谋杀的条件。
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暗示这个案件是通过给予最低限度的判决来解决的，而实际上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评判和差异。
立法者所研究的情况只是万中之一，大多数情况我们尚未理解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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