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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魏晋以后的玄学家，史多称其善《易》《老》可知。
儒学的本体，乃以《易》言原理，《春秋》则据此原理，而施之人事。
魏晋的玄学家，则专研原理，而于措之人事的方法，不甚讲求。
所以实际上无甚功绩可见，并没有具体可见之施行的方案。
然经此运动之后，拘泥古人形式之弊遂除。
凡言法古的，都是师其意而不是恢复其形式。
泥古不通之弊，就除去了，这是他们摧陷廓清莫大的功绩（玄学家最重要的观念，为重道而遗迹。
“道”
即原理，“迹”
即事物的形式）。
从新莽改革失败以后，彻底改变社会的组织，业已无人敢谈。
解决人生问题的，遂转而求之个人方面。
又玄学家探求原理，进而益上，其机，殊与高深玄远的哲学相近。
在这一点上，印度的学术，是超过于中国的。
佛学遂在这种情势之下兴起。
佛，最初系以宗教的资格输入中国的。
但到后来，则宗教之外，别有其学术方面。
佛教，普通分为大小乘。
依后来详细的判教，则小乘之下，尚有人天（专对人天说法，不足以语四圣。
见下）；大乘之中，又分权实。
所谓“判教”
，乃因一切经论（佛所说谓之经，菩萨以下所说谓之论。
僧、尼、居士等所应守的规条谓之律。
经、律、论谓之“三藏”
），立说显有高低，所以加以区别，说佛说之异，乃因其所对待的人不同而然。
则教外的人，不能因此而诋佛教的矛盾，教中的人，亦不必因此而起争辩了。
依近来的研究：佛教在印度的兴起，并不在其哲学的高深，而实由其能示人以实行的标准。
缘印度地处热带，生活宽裕，其人所究心的，实为宇宙究竟、人生归宿等问题。
所以自古以来，哲学思想即极发达。
到佛出世时，各家之说（所谓外道），已极高深，而其派别亦极繁多了。
群言淆乱，转使人无所适从。
释迦牟尼出，乃截断无谓的辩论，而教人以实行修证的方法。
从之者乃觉得所依归，而其精神乃觉安定。
故佛非究竟真理的发现者（中国信佛的人，视佛如此），而为时代的圣者。
佛灭后百年之内，其说无甚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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