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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形成了一个“压迫—反抗”
“更大力度压迫—更大力度反抗”
的恶性循环，最后导致走投无路、动辄得咎的老百姓，不得不采取揭竿而起的最极端方式来保障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
社会矛盾激化到这个地步，最好的缓和矛盾的方法，就是武帝刘彻必须反思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改变统治方式，修改现行政策，还百姓一个起码的生存空间，让他们能够活下去并休养生息。
说难听点儿，就算是割韭菜，也得让它长一长，不能连根都刨掉。
然而，此时的武帝还远不到反思的时候。
他认为，“盗贼”
之所以反复滋生、除之不尽，问题在于各级官员没有尽力，法令还不够严苛。
于是，他随即出台了一项针对官员“怠政”
的法令，称为“沉命法”
。
具体措施是：凡各郡国出现变民，官府没有及时发觉，或发觉后未能全部逮捕的，那么该郡国上自二千石官员，下至最基层的小吏，一律处死。
这就是典型的扬汤止沸——本来就是严刑峻法造成的问题，却指望用更严厉的刑罚来解决，其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
“沉命法”
的颁布，让大汉帝国的各级官吏变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如果说之前的严刑峻法导致了民不聊生，那么现在则连官员也无以聊生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各郡国的基层小吏为了保命，就千方百计隐瞒当地的暴乱情况。
而上头的官员也不希望他们汇报实情——因为民变武装的人数一旦统计上来，他们就有责任把所有变民全都清剿干净，一个都不能漏掉，否则自己就得掉脑袋。
如此一来，基层小吏和上级官员就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反正只要你不说，我不说，那就天下无贼了，管他实际情况坏到什么程度。
所以，当时上下级之间的往来公文，全都是虚头巴脑的粉饰之词，所有人都在互相忽悠，也都在彼此包庇。
用司马迁的说法，就是：“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史记·酷吏列传》）
当然，武帝刘彻也不是瞎子、聋子，他在位快五十年了，官场上的那些套路和猫腻能不清楚吗？尤其是他派出去的那帮“绣衣直指”
，更不是吃干饭的。
其中，一个叫暴胜之的，便是官员们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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