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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一方面对意大利以外的科学和哲学发展重新产生兴趣，另一方面则越来越坚定地与教会令人窒息的统治作斗争。
牛顿和洛克的思想促进了新批判方法、科学方法与思维方法的阐述，并迅速发展为科学能够促进人类进步的信念、对“有用”
科学的偏爱，以及理性改革能切实改善公众幸福感的乐观态度。
对教会的攻击直接源于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境内的管辖权冲突，后来变成质疑教会审查制度和宗教裁判所施加的思想垄断，最后又演变为攻击耶稣会士。
到了18世纪中期，米兰的皮埃特罗·韦里和切萨雷·贝卡利亚、托斯卡纳的蓬佩奥·内里和弗朗西斯科·玛丽亚·吉安尼、那不勒斯的安东尼奥·吉诺维西都成为这场如火如荼的知识辩论运动的焦点人物。
意大利知识分子之间的探讨构成了更广泛的欧洲辩论的一部分，但聚焦于意大利各国的具体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取决于政权的态度：在伦巴第、托斯卡纳和帕尔马，辩论的环境非常友好；在那不勒斯，辩论虽然可以接受，但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在摩德纳、威尼斯、教皇国、皮埃蒙特和西西里，由于政府和当地社会的敌对，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热那亚共和国干脆禁止所有的政治讨论。
无论知识分子之间存在什么分歧，他们都一致认为，意大利各国与欧洲（指的是西欧）的进步相比，落后程度令人发指。
迷信、特权，还有意大利的历史，处处阻碍着改革的进展。
在王公比较开明的地方，知识分子逐渐投靠王公，将其视为必要的，乃至唯一的变革推动者。
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赢得舆论的支持。
一旦王公们开始实施变革，改革便扩展到了更加广泛的领域，包括合理化政府机构、让教会居于从属地位，以及消除经济发展面临的障碍。
改革派王公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合作在对教会的斗争中达到了顶峰。
教会早在17世纪后期就失去了早期的驱动力，沦为一个拥有特权、无知、进行不合时宜道德审查的混乱群体。
教会的财富和宗教团体的“无所事事”
使教会不堪一击。
与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一样，意大利各国都对教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镇压修道院、收回教会侵占的土地、没收财产、驱逐耶稣会士，最后（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甚至试图实施詹森主义改革并由国家进行牧师培训。
到了18世纪90年代，教会在西班牙统治意大利时期曾经享有的经济、司法和文化优势，大部分已丧失殆尽了。
但是，支持反宗教改革的民众对教会依然虔诚，这种虔诚后来在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政治潜力。
在进行了十年积极且颇有成效的合作之后，到了18世纪7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对王公的信任开始变得有所保留。
太多的问题取决于王公的性情：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彼得·利奥波德和约瑟夫二世过于激进，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德四世和萨伏伊的维克多·阿马德乌斯三世则太过软弱或偏执。
即使有些地方的统治者积极参与改革，可变革面临的阻力又十分巨大。
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还有罗马和摩德纳，启蒙改良主义姗姗来迟，早期的乐观主义情绪已经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幻灭感。
法国大革命的到来，让启蒙运动戛然而止，统治者废弃了一切改革。
在某种程度上，启蒙运动无疑改变了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
意大利重新融入欧洲，却呈现出多种社会和政治面貌。
改革凸显了社会和政治分歧，而革命则使分歧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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