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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和革命者能够在新政党中共存,因为在理论上,改革只是走向革命的一步,而革命只有通过工人阶级意识的逐步觉醒才能实现。
这是“第二国际”
的正统观点,图拉蒂与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结盟,以对抗克里斯皮,捍卫自由的策略,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权威认可。
尽管受到镇压,社会党在工业工人和无地劳工中的队伍迅速壮大。
在1897年选举中,社会党选出17名代表:4名来自米兰、都灵和佛罗伦萨等大城市,9名来自波谷农村地区。
尽管农民耕种的减少和雇佣劳工的增加已经削弱了教会在平原地区的势力,但社会党避免正面挑战宗教。
雷吉奥埃米利亚镇的卡米洛·普兰波利尼等福音派社会党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耶稣是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而现代教会背叛了他的教义。
宣传者用寓言和福音书中的引语在村庄里传播社会主义信息。
这与城市社会主义者的普遍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共济会纲领和无政府主义传统的影响都有利于传播自由思想,散播对国教的敌意。
在19世纪90年代,社会党在知识分子和大学中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社会党领袖们面对迫害时表现出的坚强不屈的精神赢得人们的钦佩,在许多方面,他们似乎是复兴运动留下的民主遗产最勇敢的捍卫者。
图拉蒂的进化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遵循实证主义哲学。
它呼吁人们相信通过科学和教育可以取得进步。
社会主义也和妇女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
杰出的俄国流亡革命家安娜·库利西奥夫结束与安德里亚·科斯塔的感情后,成为图拉蒂的终身伴侣。
在这两段感情中,她无疑受到主流革命思想的影响。
她是最早争取进入医学界的女性之一,而且在米兰女性工人组织中表现活跃。
然而,受到宗教的影响,大多数社会党人对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感到紧张。
事实上,出于同样的原因,社会党人甚至在争取男性普选权时也犹豫不决。
这在日后成为严重的问题,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该党仍致力于争取基本的公民和政治自由。
“不参政”
原则限制了天主教参与国家政治。
但多年来天主教徒显然是群众组织领域的严重竞争者。
利奥十三世关于社会问题的著名通谕《新纪元》(1891年),通过呼吁采取行动纠正资本主义不公正,给天主教运动带来了新思想。
允许成立工会,但重点是促进阶级间的合作,而罢工行动则不被赞成。
这降低了天主教运动对工业工人和带薪劳工的吸引力,但在满足农民需求方面,天主教运动比社会主义运动更为成功。
它最明智的举措是通过农村银行提供廉价信贷;牧师对教区居民的了解对于避免不良风险必不可少,他们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天主教亚文化在威内托和伦巴第北部根深蒂固,就像埃米利亚罗马涅的社会主义一样。
世纪末危机
阿杜瓦的失利,加上高税收和严重经济困境,民众积怨深厚。
保守派开始怀疑君主政体能否与当下代议制政府并存。
索尼诺率先呼吁“恢复法令”
,恢复国王任命部长的实际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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