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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来说,比如士兵和平民,与意大利政府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竟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矛盾且重要的是,由于意大利政府和最高司令部的无能、低效和愚蠢,许多军官也与国家渐渐疏离。
出于爱国主义,他们肩负重任,但现实令人失望,后续他们会采取相应的行动。
意大利当局对待本国士兵的态度体现在对待那些被奥地利和德国俘虏的意大利士兵的行为上。
在战争期间被俘的60万士兵中,有超过10万人在囚禁期间死亡,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国家。
出现这样高的死亡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大利政府拒绝向本国囚犯寄送食品包裹和衣物,也不允许寄送私人包裹,而这是意大利政府依据1907年《海牙公约》应承担的义务。
结果,大量战俘死于饥饿、疾病和暴晒;这种惩罚行为取决于政府和高级军界的观念,即大多数囚犯实际上是逃兵,只有使难民营的条件无法忍受,并向前线的人宣传这一事实,才能避免出现更多的逃兵。
可以想象,返回国土的士兵对意大利当局必定怀有根深蒂固的仇恨。
正如许多干涉派所希望的那样,这场战争非但没有解决意大利的问题,反而加剧了阶级分化,增加了各方对政府的敌意,并在意大利国内造成了政治上的严重极化。
在战争后期,奥地利军队在维托里奥·维内托溃败,和平来临,但严重的社会分歧淹没了和平。
在1910年到1920年,所谓的“红色二十年”
,社会主义组织利用人们在冲突中产生的对新未来的愿景,不断发展壮大。
在某些时刻,例如1919年初夏,因为生活成本过高引发的暴动,在多个北方城镇蔓延开来,甚至社会主义组织也无法控制局势,革命一触即发。
北方的农村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当地社会主义联盟迫使地主让步,差一点就建立了民众控制。
1920年9月和10月,在都灵,菲亚特等工厂被占领,革命浪潮的最后一击也随之而来。
革命蔓延到其他城市,在实业家中引起极度恐慌。
虽然这些革命运动最终都无果而终,但在当时,由于政治当局无法重新确立其控制地位,运动显得更具威胁性。
议会在战争中失去很多权力,战后很难重新获得指挥权。
1919年11月选举后,社会党控制了近三分之一的席位,选举规则更改后,新天主教民众党进入议会,任何稳定的联盟都难以形成。
像弗朗西斯科·萨维里奥·尼蒂这样温和而开明的改革家,发现自己无法有效掌控局面,一面是战争引发的明显经济紧缩,一面是想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进行干政的游说团体。
税收改革迫在眉睫,但会疏远城镇小资产阶级这一旧自由主义国家的唯一政治基础。
1919年紧张的政治局势加大了战后恢复和稳定的难度。
战时前线军官和士兵间的紧张关系同样复制在平民生活中。
社会党抓住一切机会重申他们的观点,即这场战争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意大利政府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当意大利代表团在凡尔赛走出和平会谈,抗议盟国的不公对待时,加布里埃尔·邓南遮谴责了他所谓的“残缺胜利”
,并成功掀起了一股民族主义情绪的旋风,最终促成了他在1919年9月占领战略要地阜姆。
邓南遮的言论和行动极大地颠覆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成为所有右翼、反社会主义和反国家情绪的焦点。
1919年末至1920年,颠覆中央政府的权威成为普遍做法。
左翼方面,在波河河谷的资本主义土地上,无地农民工组成社会主义组织,对既定权威不屑一顾。
既然“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明天”
即将到来,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对省长或警察局长太顺从。
右翼方面,邓南遮鼓舞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认为战争是种背叛,而战后和平更是不可信。
在阜姆,邓南遮宣扬中央政府不能行使其权力。
那些感到自己受到革命社会主义极大威胁的人牢牢抓住这一信念。
地主和实业家在对抗有组织的劳工的斗争中,对中央政府给予的帮助深感失望,开始考虑复制战前的做法,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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