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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人国”
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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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位由儒家群体意识造就出来的忠孝节义的“君子”
来到了古希腊全盛时期的雅典，他会作何感想呢？也许，他会感到这里遍地是孜孜谋利的“小人”
，而面对眼前一片喧嚷繁忙的景象困惑不解。
那雄伟庄严的雅典卫城和中国的皇城京都比起来，就像小孩子搭的积木一般可笑；公民大会上的吵吵闹闹，执政官的毫无威严，竞技场上的**搏斗，两性关系上的放纵无拘，这一切都简直不成体统。
这个国家的人民不种五谷，不恋本土，一味地取巧钻营，靠别人养活；政治制度上又是那么不合礼法，国家大事听凭铁匠、石匠和商人们摆布。
当酒神庆典上响起靡靡之音，头戴花冠的青年妇女们手拉手在山野里和广场上狂歌醉舞，高举**模型疾走如飞时，我们这位君子一定会感到无地容身，失去那份“不改其乐”
的自信了吧。
的确，这是一个奇异的国度。
古希腊群体意识在野蛮时代末期的崩溃，带来了个体意识的确立，正是这一点使希腊人逐渐“堕落”
成了唯利是图的“小人”
。
远在梭伦的政治改革之前，“对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占有”
所导致的商品生产就已扩展到土地耕作方面，并由此产生了个人土地所有制。
[95]梭伦立法只不过是将这一点在形式上固定下来而已。
在这里，个人财产在死后无嗣的情况下，已不是理所当然地归氏族公有，而必须由所有者自己指定继承人了；雅典公民已不再按照所从事的职业来划分等级（如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而是按其所占有的私人财产的多少来划分等级了；动产不再是单单用作购置地产的手段，地产反而像动产一样频繁地投入交换了。
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各氏族各部落成员的完全杂居，还有大量的外来移民在雅典取得了地产和居住权，最后也得到了公民权。
克利斯提尼改革按照地区来划分国家行政区域，这与中国周初的封建是根本不同的。
周初大封建不但受封者是按氏族血缘关系次第排队，而且分封的疆域也是与这土地上的氏族部落视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整个国家的组织原则都是氏族血缘关系；反之，在雅典国家的行政区划中，“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区了”
[96]，这土地上的人民可以不断混杂、改变和流动，这非但不构成对雅典国家稳定性的威胁，却正好成为雅典交换发达、经济繁荣的标志。
用中国传统的眼光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解释的现象：雅典人对土地的控制并不构成对人口的控制，又没有像中国这样强固的氏族血缘式宗法关系来维系人民，那么它是靠什么来维持这样一个民主共同体的稳定，使一个一个互相排斥的独立个体不陷入到无穷无尽的冲突里去，而结合为一个统一的公民社会的呢？
它依赖的是契约关系。
前面说过，古希腊社会具有这样一个本质特点，即通过人与物的关系来实现人与人的关系。
它不是以人与人最直接的血缘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伦理情感来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而是在承认人对物的私人所有权的基础上，利用契约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物的关系，以至于一切关系。
因此，雅典国家虽然同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与中国古代宗法制国家不同，它采取的是一种全民契约的方式，这是雅典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普遍契约。
中国古代国家产生于夏禹的“家天下”
，古希腊则在雅典的民主共和制（当然是将奴隶和妇女排除在外的）中找到了最初国家的典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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