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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解构主义显然从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哲学的人学精神。
当然，哲学的人学的出现也与西方长期存在的怀疑论哲学态度和19世纪出现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相关。
怀疑论者经常对各个领域提出的见解表示怀疑：怀疑变化、杂多的感官世界的实在性；怀疑知识的永恒性、绝对性、真实性、可传达性；怀疑判别真伪的标准；怀疑经验以外的任何知识；怀疑知识的根据或基础，如归纳法的基础、因果性的基础；怀疑人能否完全地充分可靠地认识事物等等。
尽管怀疑论在逻辑上往往会引来反驳其自身的结果，在实际生活中也行不通，但它在反驳其自身的过程中也破除了独断论，迫使独断论哲学家为了回答它提出的挑战而寻求更坚实的基础，不断作出解决难题的新尝试；迫使人们不断检验以往的知识，不作轻率的判断。
非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它主张超越理性，强调本能、感觉和意志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理性的科学方法不能处理的精神生活和人类历史领域中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引出了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实用主义、精神分析学派以及新的历史理论。
尽管他们在本体论中认为世界缺乏理性的结构、意义和目的，在认识论中认为理性有天然的缺陷，必然歪曲世界，在伦理学中反对道德的客观标准，在人类学中认为人性的主要方面是非理性的等等说法是否能为人们认同还是问题，但他们开拓了人类视野，使人类能从更广泛的范围来丰富对生命的理解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这些与西方长期存在的理性主义传统一起，都为哲学的人学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文化思想基础和动力。
哲学的人学无疑深化了人们对悲剧问题的思考。
如所周知，一切关于悲剧问题的思考都必然涉及人的问题，尤其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当我们追溯悲剧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并由此确立我们对待它的态度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必然出现。
在传统观念中，那些认为人在宇宙中享有尊贵地位，能依凭自足的理性能力、道德能力以及在它们指导下的行为能力达到自身目的因而全知全能至善的人，往往会以自己心目中的真、善、能为标准来评价悲剧性事件，认为它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个体在理性和道德上的过失，社会在理性和道德上的过失，或历史的局限；那些认为人在宇宙中地位卑微渺小，不能依凭各种能力达到自身目的因而无知无能的人，往往会将悲剧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遭遇了命运的打击。
由此形成了“过失说”
“命运说”
两大悲剧观念和对待悲剧性事件积极乐观或消极悲观的态度。
但是，哲学的人学的出现，无疑对上述两种对立而且偏执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使人们对它们所恃的大前提和得出的结论产生怀疑。
如果人全知全能至善，那么人为什么会犯过失？为什么会遭遇悲剧？用人有时会产生错觉和幻觉的事实来解释这一现象固然合理，但这样一来，就推翻了人全知全能至善这个前提，至少应该承认部分人并不全知全能至善。
用人的能力发展有一个过程来解释这一现象，得出能力尚未成熟的人易犯过失这一结论，则会带来更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使发展过程说走向神秘。
比如怎样划分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每一发展阶段的能力标准如何制定和能否制定首先就是一个问题。
以年龄、阅历划分，或以天赋、资质划分，从来就有争论。
如果想通过预先测试来确定一个人的前途命运，更是无稽之谈，神秘主义。
即使用独断的方式制定了某种标准，被主观认定的或高或低的能力与是否遭遇悲剧性事件又没有相互对应的必然联系。
被认为能力相同的人有不同遭遇，被认为能力低下的人比被认为能力优秀的人生活得更好是屡见不鲜的事实。
更为重要的是，对认识论的深入研究表明，认识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用一种属人的认识范畴结构了从外部世界获得的感性材料。
由此结成的深广度有限、相对静止、人化了的人类知识之网只在深广无限、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不发生非预料性变化时才具有有效性，因而人不可能认识普遍必然真理，不可能全知全能。
伦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对什么是道德上的善和应该如何去把握道德上的善，人们至今还没有一致的意见，而且各有理由，各有局限。
从涉及道德上善恶标准的规范伦理学来说，道德义务论中的一个派别重视道德判断的一致性、贯通性，坚持“可普遍化”
原则，追求最普遍的善、最高的善，把“只能按照你愿意其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行动”
和一切行动要“以人为目的”
视为“绝对命令”
；另一派则重视行为本身的正当性，以守约、说真话、关注他人情感等自明性义务为道德上的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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