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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熟人，五十多岁了，还是个书虫子，在美国读文学博士。
他最成功和最伟大的实践，是知道每天可以用什么方式在校园里白吃白喝，每天都能喝上免费的香槟和葡萄酒，满面红光摇摇晃晃。
他正在做着文学论文，一直让我怀疑能不能做好。
文学若能在这种校园里生长出来，那真是奇了怪了。
一个新闻学教授没有办过报刊，一个经济学教授没有做过生意，一个政治学专家没有治过国也没有造过反，这样的教学凭什么值得信赖？知识都是从人家著作里搬来的，大家的脑袋都长在别人的肩上。
世界变成一个我们可能无所不知的世界，但也是一个从未深知、确知、真知的世界。
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生活不是越来越丰富了，而是可能越来越贫乏了，比方从小学读到大学，然后在一个白领岗位上工作，一辈子就同书本和电脑打交道，是一个最新款式的齿轮和螺丝钉，充其量是台知识留声机和知识复印机。
他还要贷款供楼，攒钱买车，结婚生孩子，人生轨迹就这样规定下来了。
现在精英们成功的生活就是模式化的生活。
现代人很难像我们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自由地了解这个世界。
王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现代人的一个梦想。
韩少功：万里路也能行，但大多是坐上汽车或者飞机，跟着一个打小旗子的导游员，从一个旅游点窜到另一个旅游点，用张承志的话来说，是“一群宾馆动物”
。
王尧：旅游点大多是商业化的，是虚构的现实和历史。
韩少功：游客从美国到中国来，要看中国民俗，旅游公司便设计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包括一些从来不存在的假民俗。
但游客可能满意了：哦，这个是中国。
传媒面临着道德危机
王尧：中国人认识中国也受符号的影响。
当一个人没有什么经历和体验时，他的想像与认识就要受到符号的限制。
有些价值判断上的分歧就是由此形成的，譬如，国外的一些学者和我们看待中国的“文革”
，就有大的不同。
韩少功：他们对中国“文革”
的了解，大多是受中国“伤痕文学”
一类媒介的影响，缺乏亲历性经验。
这种符号复制又可能被中国人自己再复制回来，说旁观者清吧，外国人都是这么说的，事情就错不到哪里去。
一套符号经过这样几次折腾，你就不知道它最开始是从哪里错起了。
王尧：符号的生产过程中间有强大的传媒影响，在谈到符号化生产问题时，一个绕不开去的焦点是“媒体”
。
韩少功：媒体本来应该是一个公共领域，应该为公民们提供真实而健康的资讯，但这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容易做到。
有些媒体是官办的，甚至靠行政摊派保证发行量，一切宣传得符合官方口径，对于给官方“抹黑”
的资讯就大量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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