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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以前是贵族世袭制，一个人当官，得有门第。
比较而言，那是家族主义，不像中国这样个人主义：只要个人奋斗，就可能考上一个官。
从另一方面说，欧洲搞的是阶级主义，不像中国这样，差不多是全民主义：官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阶级，有利于政府最广泛地网罗人才和凝聚经验。
应该说，这样一种制度，从汉代发端，到隋唐两代定型成熟，保证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繁荣发展。
被拿破仑拿到欧洲去以后，与他们传统的民主相结合，更成为了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现在还是这样，部长以上的官员靠政治任命，靠选举轮换，但副部长以下的官员是终身制的公务员，是超党派的，是面向全民考试录用的。
我们在“五四”
的时候，在政治上只看到他们“德先生”
当家，只看到一个民主选举，看不到与之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更看不到西方考举与中国科举的关系，倒是把科举骂了个狗血淋头。
当然，该不该骂呢？该骂。
问题是该怎么骂，该骂什么。
一个制度的功能，是在一系列配置条件下发生的，条件变了，功能也就变了。
科举在中国由合理变得不合理，是一系列相关因素变化的结果。
王尧：民主制与奴隶制脱钩，出现后来的制度演变，在西方历史上也是一系列相关因素变化的结果。
韩少功：中国最早有了纸张和活字印刷，所以出版发达，教育发达，读书人太多。
“士农工商”
，“士”
是指儒士和文士，不是欧洲以及日本那种武士，那种军事贵族。
战国时代的读书人还追求“六艺”
，其中包括射箭和骑马，是文武兼备的，与欧洲以及日本的武士有点像。
到后来就像史学家雷宗海所说的“文弱化”
了，“十年寒窗”
呀，“一心只读圣贤书”
呀，就是戏曲里那些白面书生，除了想做官，就是与小姐眉来眼去地谈爱。
这么多读书人都要科举，开始还让皇帝高兴，说天下人才都被我网罗了啊；后来又让皇帝们头痛，因为没有这么多编制，即便设置了好些“员外”
，相当于编外干部，相当于今天的巡视员或者调研员，还是容纳不下这么多的读书人。
八股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早期的考生可以做诗，考官判分也有较大的主观裁量权。
但考生太多了以后，不制定一个八股，不搞出一个模式和程式，就没有统一的和机械的判分标准，就不大容易防止考官舞弊和加大淘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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