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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也有这种类似的区分。
在清代，学者们开始做小学，专心训诂，专心考证，一个比一个做得专业，其中很多人其实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不得已而为之。
到后来，很多人转向经学和实学，主张经世致用，关心安邦治国的大事，顾炎武、戴震、魏源、龚自珍等等，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有点像左拉、索尔仁尼琴、哈贝马斯以及乔姆斯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了。
王尧：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太多，但基本上是这两种取向。
韩少功：这两种态度本身都无可厚非，关键是看用在什么地方，关键是不要用错地方。
更进一步说，有效的公共关怀，需要扎实的术业专攻；有效的术业专攻，也需要深切的公共关怀，两者不是不可以有机统一的。
现在我们的现实问题不是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这两方面都做得非常不够。
我有一个外甥，先后在中国和德国学物理，最看不起文科生，说“同他们谈话最没有意思：他们知道的我都知道，我知道的他们都不知道”
。
我在一个大学讲课时介绍了他的猖狂，希望能以此引起文科的警觉，注意到人文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信誉危机。
王尧：莫言差不多是拒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史铁生也不赞成用立场这样的措词，但我觉得这不妨碍我们称他们为知识分子。
韩少功：王朔最喜欢讥讽知识分子，但他也不是真文盲吧？《天涯》以头条位置发表过他一篇谈大众文化的文章，我觉得那一篇很有见解。
他有些小说语言也妙，比如写一个女人从树荫下走进阳光，“像剑出了鞘”
。
我讲课时曾引用过这个比喻。
王务：相反，一些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别人未必把他们当做知识分子，特别是现在有一批高学历的人，其应对现实的立场并不是知识分子式的。
韩少功：《天涯》前几年的经验就很奇怪。
那些在我看来知识含量较高的文章，在很多教授博士那里得不到反应，说它们太高深了，看不懂。
但这些文章却能在一些小人物那里找到知音，一个县城里的工人，或者一个退休的小学教师，写来的读后感却有感觉、有思想，深得其中滋味。
这是怎么回事？那些没有高学历的思考者该叫什么？叫不叫“知识分子”
？
王尧：从思想者的身份来说，我认为他们应该是知识分子。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的公共关怀力度好像减弱了。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先生提出过“人间情怀”
一类的说法，与八十年代那些“介入政治”
和“干预生活”
的口号相区别，转向一种比较低调和温和的态度。
许多学者治学的路径都发生了变化，对现实的关注少了，或者与现实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
很多知识分子一直在出世与人世之间烦恼。
韩少功：我更愿意区别什么是优质的出世和人世，什么是劣质的出世和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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