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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与之大唱反调的则是“浮”
派，其中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政策顾问艾肯格林，《亚洲华尔街日报》十月二十一日引述了他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把它的货币与另一国货币随意挂钩的做法是时代错误。
现在，各国必须在两个极端中做出选择，要么和其他国家统一货币，要么让货币自由浮动。
汇率自由浮动使率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进行调整。”
在“固”
派与“浮”
派之间骑墙的要算在十月七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旧金’山LOG资产管理公司总经济师格林伍德。
他在文章中说广不论是实行固定汇率还是实行浮动汇率都能够成功，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旦做出选择，就要始终如一地奉行这种政策。”
在格林伍德眼里，香港大概就是这样硬着头皮走下，去的一条好汉。
关于国家监管作用：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月七日德国《时代》周刊上强调：“应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监管作用。
传统的看法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几乎是自动地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人们发现，只有在已经具备开放市场的条件，包括已经建立有效的监管机构的情况下才能开放资本市场。”
他把中国看成了因开放程度有限从而免遭这次危机伤害的正面例证之一。
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也撰文，埋怨自己的国家在开放资本市场方面走得木快。
与这些“管”
派观点相对立，捷克总理克劳斯就以“动**必然”
论和“干预愚蠢”
论的坚定开放形象，成为西方大多数银行行长心目中的英雄。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也在非正式会暗中，忠告台湾当局首脑萧万长，要“放开管制的手法，不要轻易干预”
。
香港《亚洲新闻》周刊十月三十一日刊登经济学家罗奇的访谈录，他认为东南亚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是要“放宽对经济的管制”
。
他还说长痛不如短痛，“在这一方面，选择严厉揹施的国家将会首先走出危机，而选择温和措施的国家从长远来说将遭受更多痛苦”
。
显然，罗奇的这一“放”
派主张代表了更多自由派人士的立场，代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政策。
关于全球一体化：全球一体化和自由化近年来一直是经济学界的主流认识。
发展中国家想从一体化中得到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发达国家则想从一体化中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双方各有所图。
而关税壁垒的拆除，在理论上当然能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市场空间，使大家普遍受益皆大欢喜。
但此次亚洲危机给有些人的强烈印象是:强者的自由和弱者的自由并不完全等值，缺乏金融经验和有效金融机制的国家如果贸然进入一体化俱乐部，很可能受到强大投机资本的伤害。
小学生和大学生能在一个场子里用同一种标准打球么？中国《改革内参》九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由于国外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不在同一个量级上，也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尚未完成'，再加上“国际资本可熊从一恒快速大规模抽逃”
，因此“国外直接投资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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