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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当局在大肃反期间先后处决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大半，苏军元帅的大半，还有苏军其他高官的大半，包括十五名军区司令中的十三名，八十五名军级干部中的五十七名。
六十年代的印尼政变受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官方的支持，先后共屠杀了近百万左翼人士，光是美国驻印尼大使亲手圈定的捕杀对象就多达数千。
街头的割头示众时有所见，军人与穆斯林极端组织联手，在两年之内每天至少杀害共产党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
①作为这个血淋淋世纪的一部分，中国的“文革”
也出现大量非正常减员。
：“时间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国家暴力所为，一部分是国家失控时的民间暴力所为——但作为长期意识形态熏陶的结果，后一种暴力仍暴露出体制的必然性，与其他暴力共同构成了极权化过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腫的一页。
不过，就大面积的情况而言，混乱与血腥并不是当时事实的全部。
红卫保“联动”
组织的打杀行为受到了司法追究，广西、湖南、江西等地少数农村的打杀风潮被军队紧急制止和弹压——这一类故事并非木值一提—大批精英恢复名蓍（如陈毅等），或者恢复权力（如邓小平、万里、胡耀邦等），也并不是发生在“文革”
终结之后。
这些有别于苏联和印尼的现象，这种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地复出，是受益于革命时期“不虐待俘虏”
的政策传统延续抑或也得助于中国社会深层“中庸”
“和合”
的柔性文化传统遗存？这些问题对于史家而言，也许不能说多余。
“要文斗不要武斗”
“团结干部和群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等等，是针对这些人的官方律令。
有意思的是，在多年来的主流性“文革”
叙事中，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的名存实亡被大量泼墨，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的大体有效却很少落笔入文。
正如伺样是二十世纪的史实，苏联的红色恐怖几乎家喻户晓，而印尼的白色恐怖却已销声匿迹——这很难说是舆论的正常。
其实，基本的事实之一是：如果中国也成了苏联或印尼，如果邓小平等大批高层人士也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达可夫一样死于杀戮，或者被某个外国太使圈人捕杀名单，他们后来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结束“文革”
的时间就必定大大后延。
从事后的回忆来看，上层精英们谈得最多的“文革”
经历是“下放”
——这包括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贬人下层任职，或者直接到农村、工厂、“五七干校”
参加学习和劳动。
近两千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是与此相关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
无疑具有惩罚功能。
，当事人的社会地位降低，还有歧视、侮辱、恐惧、困苦、家人离散、专业荒废等伤害也往往随之而来。
这种经历大多逼出了当事人对“文革”
的合理怨恨，成为了他们日后投人抗争的心理根源。
可以想像，当这些人冤屈满腔的时候，专案组的阴冷和大字报的专横是他们的惟一*视野。
自己曾一度追随潮流投身批斗的壮志豪情，不一定能长存于他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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